□冯连伟
一碗清水煮的手擀面,让我记了整整五十年。
现在的人们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贫穷,物质极度匮乏。
我的故乡位于沭河西岸,可以说是平原沃野,夏收麦子秋收水稻。不过缴了“公粮”后,分到各家各户的小麦和水稻就很少了。那时候吃顿水饺和白米干饭,除非是重大节日,比如过年；或是家里来了重要亲戚,比如女婿登门,方可精心安排吃一顿白面肉馅水饺或不加地瓜或地瓜干的纯大米干饭。
人穷嘴馋,做梦都想吃点好吃的。白面肉馅水饺、大米干饭,甚至就是一碗清水煮的面条,可都是那个年代的美味啊。
一碗清水煮面条让我吃了个肚儿圆,是在我七岁的那一年。
我家姊妹五人,大姐和我这个老小几乎差了一代人,加上过去农村女孩子出嫁早,大姐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刚刚七岁。为了谋生活,大姐夫闯关东奔他在东北安家的大姐去了。大姐的婆婆早就去世了,大姐夫走了,大姐除了干家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自己带孩子,缺吃少穿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
娘把我送到大姐家看外甥女,是在我七岁那年秋天农忙的时候。那时候农村的小学除了寒暑假,还要在夏收秋忙的时节加放麦假和秋假。老话说得好:“三春不如一秋忙,收不到屋里不算粮。”秋收忙,忙得大队的大喇叭早早地吆喝社员们早起晚归去割稻扒地瓜。
我去给大姐看孩子,其实我也还是个孩子。每次出工的时候,大姐用独轮小推车把我和外甥女放在筐里推着,到了田间地头,我就负责看护外甥女。那时虽然生活贫穷,但家家孩子都不少,所以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挺多的。我在大姐家时间不长,就和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混熟了。到了地头,我就抱着外甥女和他们一起玩。有一次我一手抱着外甥女,一手好不容易逮了一个大肚子蚂蚱,正好邻居家的一帮孩子挖了个土灶在烧地瓜,我就让他们把这个蚂蚱给我一起烧熟。谁知地瓜还没熟,蚂蚱先熟了,邻居家的小伙伴没忍住,一口吃了。等我抱着外甥女赶过来,只闻到了蚂蚱的肉香,蚂蚱早进了小伙伴肚子。眼巴巴地看着就要进嘴的美味居然一转眼没影了,这真是希望越大失望就加倍大,委屈就更大了,我“哇哇”大哭的声音顿时传到了很远,正在劳动的大姐和邻居大婶不得不过来安慰我。那天晚上,邻居大婶给大姐送来一个咸鸭蛋,让大姐煮给我吃。这真是失了蚂蚱,得了鸭蛋,赚大了。
在大姐家看孩子,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字“累”和“馋”。现在去大姐家,走在村北的大路上,放眼看去一块块田地相连,没有什么感觉这些地块离大姐家有多么远。但当时坐在独轮车里,被大姐推着一步步走过来,感觉是那么遥远。因为遥远,出一次工就一直要到生产队集体收工的时候才能回家,这四五个小时真是累啊。累的时候肚子就特别容易饿,因为那时的主食就是地瓜、糊豆、地瓜干、煎饼,配上辣疙瘩咸菜。吃饭时似乎撑得肚子溜圆,但没有油水,几泡尿下去肚子就扁了。早上有时能听到大街上卖油条、豆腐的吆喝声,中午头在家里也能听到老母鸡下蛋后报功的“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声,可是大姐没有那个经济实力让我吃啊。尽管手头钱紧,但那时大姐还是千方百计去满足我的愿望。有一天早上,大姐用干瓢挖了二斤多麦子去换了一小捆油条,又一天早上大姐又挖了半瓢黄豆去换了一斤豆腐,隔两天晚上吃饭时,大姐又给我煮了一个咸鸭蛋。这在当时可都称得上壮举啊!油条外酥里嫩加之扑鼻的香气令人陶醉,豆腐的清爽滑嫩甘之如饴余味无穷,让我做梦都念念不忘啊。
农忙到了尾声的时候,我的秋假也结束了。娘到大姐家接我回家的时候,大姐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块老粗布拿了出来,跟娘说到过年时给我做条裤子吧。那天中午,大姐煮了半锅手擀面。面条出锅时,大姐给我盛了满满一碗,而她和娘的碗里则只有很少几根面条。大姐还煮了一个咸鸭蛋,让我吃了一顿“过年饭”。她和娘的午饭却是面条汤就地瓜干煎饼。
就是这碗清水面,让我记了整整五十年。
记得看着满满的一碗白面面条,我的心情那个激动啊,小脸都红扑扑的了。我吃面条时,几乎是一根一根挑起来吃的,每一根面条吃到口中香,看在眼里醉。一边是娘,一边是大姐,平时都把我当宝贝疙瘩宠不够。我甚至都没有想着把面条给娘和大姐匀一匀。
明朝陆深有诗:“明月垂杨独树桥,桥西熟酒好良宵。红香细剥莺哥嘴,嫩白鲜羹玉面条。”现代文人汪曾祺在《人间有味》里描写了很多有特色的吃食:“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在汪老的笔下,一碗简单的面条变成了最美好的人间烟火气。我有同感,尽管五十年前大姐给我煮的是一碗清水面,却依然让我难忘。
现在大姐也年过七旬了,和她聊起当年那一碗清水面,大姐依然有些不好意思:“那时穷啊,想给你包碗猪肉水饺没有肉啊……”
面条一碗,翻滚沉浮,苦辣酸甜,往事缠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