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大保鼎。
□吴济夫
清代道光年间,寿张县梁山脚下道沟村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误挖了被黄河淤泥掩埋的张良墓穴,发现里面有七件古物。考古专家经过跟踪考察,确定这是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均属国宝,被命名为“梁山七器”。
“梁山七器”出土后,受到国内外收藏家的热捧、争购,首先被济宁士绅收藏。清代杨铎的《涵清阁金石记》最早记载:“济宁钟养田(衍培)近在寿张梁山下得古器七种: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清道光十六年,济宁古玩市场出现了“梁山七器”的身影,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的《济宁金石志》中也有“梁山七器”的相关内容。
“梁山七器”中的大保鼎,通高57.6厘米、口长35.8厘米、宽22.8厘米,重26千克。整体造型为方形、四足修长,鼎口双耳上浮雕双兽,腹部四面用圆雕、浮雕技法,分别饰有蕉叶纹和饕餮双兽纹。大保鼎四角扉棱凸起,柱足中部装饰着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非常独特、罕见的。大保鼎整个器物造型庄严厚重,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大保鼎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
鼎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发展而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最初是先民所用炊具,蒸煮肉类食器,类似今天人们使用的铁锅。历史上人们最先使用陶鼎,后来使用青铜鼎。
大约4000多年前出现青铜后,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发展迅猛。和西方相比,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被纳入礼制范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周时期的文献记载很少,史学家研究商周历史,特别看重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有“一字千金”之说。“梁山七器”大都铸有字数不等的铭文,这不仅为揭开它们的神秘来历提供了线索,也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决定青铜器的历史价值。大保鼎的内壁虽然仅有“大保铸”三字铭文,却弥足珍贵。大保鼎因铭文而得名,同时也明确了器物和太保召公的关系。
在我国古文字中,“大”和“太”字形一样,其意相同,因此“大”就是“太”,大保鼎就是“太保鼎”。 “太保”是周朝官职称谓,担任太保的人,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长官,地位显赫。《尚书》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周本纪》也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
召公,姓姬名奭,居官数十载。因为他最初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辅佐周成王。
“梁山七器”中的大保簋,则是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礼器,还是西周早期与召公有关的重器。大保簋腹内有铭文:“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谴。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意思是,周王讨伐录国,途中生病,返回。周王遂派太保率兵平定。太保不负圣望,完成讨伐之命。周王亲迎太保,还特许太保召公铸造太保鼎、太保簋、大史友甗、太保鸟卣等青铜器以示褒奖。大保簋不仅展现了西周时期顶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也是召公显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梁山七器”中的大史友甗,高52.2厘米、口径31.9厘米,重11.4千克,是古代蒸食的厨具。从结构和功能看,大史友甗的下半部叫鬲,就是锅,上半部叫甑,相当于蒸笼,底部有五个十字孔透蒸汽,这是西周早期甗的标准器。大史友甗内壁铸九字铭文:“大史友乍召公宝尊彝”。
“梁山七器”中的“小臣艅犀尊”属鸟兽尊,为盛酒器,通高22.9厘米、长37厘米,整体为双角犀牛形,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从形象上看,犀首前探、犀角上翘、双耳竖起,身体丰腴、四足粗壮、凝重敦实,显得纯朴稚拙。
小臣艅犀尊的名贵之处不仅在于造型,更重要的是上面的铭文:“丁巳,王少夔,王赐小臣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之事,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方国之一,商王征伐夷方归途,适逢祭祀之时巡视亯庙。铭文中还记述了商王赏赐小臣夔贝,小臣的职务为奴隶总管,因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荣耀,于是铸制此器以作纪念。
小臣艅犀尊是现存于世的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是同类型青铜器中年代最早者,世所罕见。小臣艅犀尊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青铜器之一。国际上很多学术书刊都把它印在封面上,作为中国青铜器的代表。
“梁山七器”的出土,凸显了古时梁山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梁山古时地处黄河岸边,位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自古就有氏族部落在此逐鹿征战。
“梁山七器”为何会在寿张县梁山脚下出土呢?据有限的铭文资料,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齐宣王七年,齐国伐燕,“梁山七器”可能被齐人掳掠的燕国宗庙重器,后随张良墓葬。也有学者认为,召公在协助周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后,铸造了这些青铜器,没有来得及带回国都或北部的燕国而留在此地。还有学者推测,“梁山七器”在山东出土,应该与泰山封禅有密切关系。
现在“梁山七器”中只有大保鼎留在国内,收藏在天津博物馆。大保鼎先由济宁士绅钟养田收得,后由南海(今广州)人、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李宗岱购得,1912年后,日照考古家、收藏家丁麟年获得。1917年,时任北洋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得到消息,日照丁麟年家族要出售四件青铜重器——太保鼎、太师鼎、小克鼎及克钟,他便重金收入,并视若珍宝。
徐世昌去世后,徐家人将太保鼎当作传家宝守护。新中国成立后,徐家后人深感由国家保管这个国宝更为安全。1958年,徐世昌的孙媳张秉慧把珍藏了40多年的大保鼎捐献给天津文化局,受到国家的表彰。大保鼎现在是天津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藏品,该馆的馆标就是根据太保鼎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