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与幼年的郭本城
郭本城近照
一如书名“背影”二字,父亲柏杨留在郭本城记忆中的也是一个孤独的背影。“5岁时,父亲就离家追求新欢去了,之前他留给我的唯一印象是和母亲的争执。”此后,郭本城用了20年时间才原谅父亲的出走,而写作这本书真正让他和父亲实现了和解,“好像是在摸着父亲的体温”。郭本城说,看到父亲经历过的磨难,“怎能不放下一切去原谅”。
本报记者 吉祥
缺席的父爱
柏杨一生经历五段婚姻,有五名子女,长子郭本城是柏杨与第三任妻子所生。1959年,柏杨抛下妻子,放弃工作,“不爱江山爱美人”追求新欢去了,郭本城不到5岁,他的弟弟尚在牙牙学语。“我们兄妹五个,没有一个是有完整的父爱的。”4月30日晚,在济南品聚书吧,郭本城遗憾地说。在新书《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的插图里,郭本城选的第一张图便是面带微笑的柏杨抱着尚未懂事的他。照片里,他的脸贴着父亲,但在此后的父子交往中,这种亲近少而又少。为了不伤害母亲,兄弟俩与母亲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绝口不提父亲。郭本城在书中说,尽管有多种柏杨的传记,但“1959年父母离异,母亲对父亲的怨怼,是身为长子的我独有的经历,也是任何有关柏杨的著作中,所无法分享到的”。父亲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是10年以后,那次他从长辈的口中得知:父亲以“匪谍”的罪名被抓了。
尽管成长中和父亲几乎没有交集,但“大匪谍之子”的头衔还是给郭本城带来羞辱。成年入伍后,他得每周找长官报到,临近退伍时,其他兵都能享受到休假,唯独他没有。一怒之下,郭本城带着刺刀找连长,为了让连长同意他休假,郭本城在自己的胳膊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连长立即回复:‘马上休!’”而他留在大陆的两个姐姐,同样因父亲柏杨“国民党余孽”的身份,在“文革”中遭遇批斗。
又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是柏杨十载牢狱期满了,郭本城在受访时说,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座房子一楼下面的小仓库,“看那环境我心里很难过。他握着我们的手,老泪纵横,但我当时还没有完全原谅他……”
“父亲也知道,他必须付出代价。直到20年后,我和弟弟才逐渐地原谅他。”柏杨晚年提到这段经历时,郭本城依然能从父亲的言语中,感受到他的歉意与温柔。有一天,年迈的柏杨为小时候就弃子离家,没有尽父亲的责任而向郭本城两兄弟道歉,“让我非常感动”。
“我真正思念父亲,后悔没有好好握他的手,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5月1日上午,在垂杨书院与泺源文化沙龙联合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郭本城以手拭泪。写作的过程对郭本城来说,也是一个重新发现父亲的过程:父亲童年的孤苦,十载牢狱的煎熬,晚年抛开仇恨的勇敢包容,让他对父亲有了真正的了解。在书里,回忆父亲上学期间被老师欺负毒打时,他忍不住以父亲的口吻怒骂；在写到父亲因冤狱被囚禁时,他几度愤慨到要去揍那些加害父亲的特务。新书出版的时候,郭本城却决定将这一部分删掉。“父亲选择了原谅,我为什么还要重提那段经历呢?”郭本城说,父亲并不希望他们继续仇恨,“我也不愿去消费父亲的悲情”。
他的眼泪远超过欢笑
《背影》里的柏杨,幼年被继母欺凌,求学经历也屡遭不顺。为了上大学,独自闯荡大西北并伪造文凭,但一年后就被发现开除学籍。战乱从军之际,他又曾在抗战期间与蒋介石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日军空袭。不过,柏杨与蒋介石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往台湾,尽管好友多次力劝柏杨留在大陆,但他依旧揣着从朋友处借来的十几块银元,一路从北京南下,辗转从上海登上了去台湾的军舰。寒风之中,即将离开大陆的柏杨悲从中来,“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都化成模糊的眼泪”,这一年柏杨只有29岁。他再一次踏上大陆故土,已是40年后的事情了。这不是郭本城第一次在书中写下柏杨的眼泪,这位读者心中铮铮铁骨的汉子,在儿子的笔下,却展现了一个常人的柔情与脆弱。的确,幼年的惨痛,成年后的家庭分离,中年的牢狱之灾,老年重回故土至亲却多已凋零,柏杨的一生有太多的坎坷,如郭本城所说,“他的眼泪远超过欢笑”。
退到台湾后,国民党刚安顿下来,立即开始总结失败教训,第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被严重渗透。而两年之前,刚结束“二二八事变”的台湾已经开始了戒严,解严已经是40年后蒋经国执政的末期了。戒严令的颁布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令郭本城遗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多半已经忘却了这段历史,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戒严,什么是“白色恐怖”。山东籍作家王鼎钧在书中曾记述了初到台湾的紧张气氛。情报机关在很多单位都安插了“眼线”,王鼎钧工作的“中广”里也有,稍有风吹草动,情报机关很快就能知晓。刚到台湾没多久的柏杨,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情报机关盯上了。他因和一位友人讨论艾思奇的著作,被情报人员带走,审判时,法官连名字都不问,直接开始宣判:“为‘匪’宣传,处以有期徒刑15年。”经柏杨多方辩解,他以“窃听敌台”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而宣判的时候他已经被羁押七个月。柏杨后来告诉郭本城,出狱后,他不仅不敢听广播,吓得更是连收音机都不敢买。
短暂的监狱生活,让柏杨初次领教了情报机关的厉害。之后的十年,他潜心小说,他开在《自立晚报》的专栏“倚梦闲话”,虽都是千字左右的杂文,但写作背后并没有高尚的理想担当。“当初开始写杂文的心态,只为了免于饥饿。”郭本城在书中写道,父亲在专栏里,一开始谈的都是婚姻、女人等比较软性的话题,至于挑战权威,“根本没有想过”。
不过,柏杨生性刚烈,对社会的不平不义之事,总忍不住要在专栏里抨击,“父亲当时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只要一听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郭本城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的写作开始走出风花雪月,深入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形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酱缸论”。郭本城追溯“酱缸论”发现,父亲柏杨早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就有感受。得知日本投降后,柏杨和同学围着营火庆祝,但身居人群中的柏杨很快发现,除了隐约传来的喜极而泣声,大家都成了哑巴。别的国家在胜利后都是狂喜,但柏杨和同学却是呆呆坐着,“为什么没有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人跳舞?”柏杨后来分析,这都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酱缸”效应,传统文化缺少鼓励人活泼开朗的一面。“父亲后来反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被这次的营火所启蒙。”郭本城说。
柏杨杂文创作初期,情报机关只是通过一些渠道释放警告信号。直到1967年的《大力水手》漫画事件,柏杨在翻译这本漫画时,将一个英语词汇无意间译成了蒋介石说话的口气,被以“污蔑领袖”的罪名调查。预感到前路不妙的柏杨,在心烦意乱之中,给妻子留下了类似遗嘱的话,还特别嘱咐妻子代为回复读者来信,“告以‘柏杨病故’,以免继续来信徒增困扰”。两天后,柏杨就被调查局的特务带走,而这一走就是十年。
看过地狱回来的人
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曾引用日本的一句谚语,说柏杨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被捕入狱的柏杨,的确也可以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遭遇刑讯逼供的他,被诱骗说:上午承认,下午就可以出去。“一个男子汉,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击败。”郭本城说,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父亲无奈承认了被指控的罪状,“只余血泪对孤灯”。得到的结果是,他以十大罪名被起诉,一位难友将法律条文指给柏杨看,对应他罪名的那一页写着“唯一死刑”。这一刻,柏杨想起的是幼年继母经常咒骂他的“叫炮头”,这句开封土话的意思是被枪毙的意思。一语成谶,柏杨实在想不到此生竟是以如此结局收场。他写了万言申诉书,并尝试向蒋经国申冤,最终获刑十二年。即便身陷囹圄,柏杨依旧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他将稀饭涂在报纸上,好几张黏在一起做成硬纸板,借着微弱的灯光,坚持监狱文学创作,最艰难的时候,他用指甲在墙上刻字。牢狱之灾,也没有让柏杨变得性格阴暗。在他监狱文学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里,柏杨饱含深情地写下: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
“这就是父亲心中永远深爱的故乡。”郭本城说,柏杨的心中有大爱,所以从监狱出来后,他才会选择原谅,“原谅过去所有的施暴之人,化为大爱回馈社会和国家,以及回馈曾经施恩加惠之人”。
郭本城记得,父亲去世前一年的生日上,记者让其许愿,他叹了一口气说:“希望我的腿不要再痛了。”他的右腿在坐牢时被打断,很多年没有得到医治。即便如此,受腿疾困扰的他,依然有一种乐观精神。郭本城注意到父亲的文字里经常出现“飞”,比如那句有名的“灾难使我乘风而飞”。
2004年,柏杨终于收到了台湾当局的恢复名誉证书,他在致辞里说,“我们需要痛定思痛,忏悔、反省与原谅。”这位晚年一直在台为民众权利奔波的作家,集资在囚禁他以及其他难友的绿岛建立了“哭墙”,铭刻受难者的名字。历经世事沧桑的他也感慨,正是因为活得长,方能看见最后的结果,“唯有承认错误,尊重历史,记取教训,悲剧才不会重演”。郭本城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父亲经常嘱咐他:“人生仓促,历史要原谅,但一定要记住不能忘记。”而在给读者签名时,他也总不忘加上一句父亲的名言: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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