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澜:相逢巨流河》
齐邦媛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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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作者的话说,“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教授了却心愿,获得宁静的心绪,而此书入读者之眼,却搅起千万人的心中波澜,有太多的回响。《洄澜:相逢巨流河》一书,即为这回响的汇集了,其间有评论、访谈、来函等,既是回音壁的意思,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互文的微妙关系。
《巨流河》引起的“洄澜”,有来自台湾,也有来自大陆,若两相比较,会极有意味。
台湾的评论,如陈文茜说,“齐邦媛女士‘巨流成河’与过往20世纪50年代巨著型回忆录最大的差异,在于她谈的不尽是一段远离故乡的回忆,她来台湾时够年轻也够老,记录那个混乱大迁徙年代的点点滴滴。这些历史,在近代台湾史的撰述中,完全被忽略”,落脚点在近代台湾史。单德兴的《台湾文学的国际推手》、林博文的《齐家父女的台湾经验》,自题目看即一目了然。而张作锦的《齐邦媛的书 孙运璿的车》谈台湾的铁路电气化,封翁的《邮车真好》谈邮政服务,更是极为专门化了。
大陆的评论,如黄艾禾说,“齐先生的文学修养与个人品性,让她把这种国家大背景下的个人史写得如此平和,如此典雅,又如此缠绵——特别是那份典雅,在我们这边已经失却多年了。齐邦媛或许是想告诉台湾的读者:我们的生命之根与文化之源都在大陆,那是源远流长的一条长河；而我们身在大陆的读者,却从中读出,她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的历史”,落脚点在“一条长河”。而卢跃刚读到齐邦媛留在内地的同学鲁巧珍弥留之际的倾诉,“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不仅潸然。
在访谈中,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如台湾《中国时报》所做访问的附记乃《铁汉挺民主 康宁祥谢师恩》与《外销台湾文学 “译”马当先推动》,而作家简媜写的访问记是从生活细微之处、所想所感等入手,得到一个更为私人化的齐邦媛。大陆的媒体采访,问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未见台湾媒体的关注,而“大陆开始炼钢铁,台湾开始有留学生去美国,台湾那段时间出了许多科学家,受教育,维持基本的伦理。那时我还跟别人说,我们的小孩没有变坏。(后来我们的小孩也‘现代化’了)”,这样的比较,更为显豁地现出分别。齐邦媛还谈起朱光潜先生,“在乐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不能想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化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他出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多的侮辱,一再地解释或者否定自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难过的事”。这样的话语更是有感而发了。
齐邦媛曾对电话那端的记者说:“台湾的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热热闹闹的书,不知道大陆怎样。”闻此言,我们也不由得暗自说声惭愧,因为情形并不容乐观。不过,巨流河仍然在流淌,《巨流河》仍有人在阅读,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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