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村”害人害己,地方官不能免责
2016年08月3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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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骏

  临沂女孩遭电信诈骗后死亡一案,嫌犯都到案了,大家既为公安部门迅速破案叫好,也不忘分析电信诈骗猖獗的原因,源头信息泄露、银行虚假账户、电信运行商实名制形同虚设等因素都再次被扒了出来。唯独一个重要原因却很少见到探讨,那就是今天中国各类骗局明显具有地域性特点,全国有几个地方不但电信诈骗高发,甚至还细分到不同地方集中出现不同的诈骗类型。
  一个地方形成骗子高度集中,且类型“独具特色”,显然说明此地风气已坏,看样学样,才会“蔚然成风”。可问题是,既然已经成风,那就说明犯罪俨然成了“公开的秘密”,何以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秩序的当地执法和司法部门,就未见有效作为?当地的公务员编制没有空缺吧?各部门该有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无论工资开支还是办案经费不见缩减吧?何以就没有见到“集中整治”,以致群起效尤,越演越烈?看看这次致临沂女孩死命的“助学金”诈骗的嫌犯,年纪都很轻,其中最小才19岁,不是看来学来的,难道是天赋异禀,生来就会诈骗?
  对于犯罪为何猖獗的问题,从来就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着眼长远,讲究深挖原因,尤其是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力图从源头解决问题,在电信诈骗领域,可以找出从电信运营商、银行等企业的见利忘义到立法疏漏、执法不力到地区贫困、青少年辍学率高等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谈归谈,骗归骗,骗子带骗子,案子连案子。
  另一条思路是不问原因,先打击了再说,哪里案子高发,就集中整治哪里,直接抬高犯罪成本,让犯罪者人人自危,不得不有所收敛。犯罪者都是“理性行动者”,对于犯罪的“性价比”从来高度敏感,哪里风险大,自然会逃离,反过来,哪里“安全”,自然云集。现在某些地方特定类型的电信诈骗集中,显然说明那里行骗安全得很,利润产出高得很,如此“优良的作案环境”为什么骗子知道了,入世未深的娃娃知道了,当地的政府连同村委会就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无动于衷?
  如此睁着眼睛不干活的状态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驱动。一方面这些地方只看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本乡本土,骗子衣锦还乡,盖起小楼,“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绩效显著”,只要受害人不在当地,管它钱从哪里来?另一方面不管一个地方犯罪如何扎堆,特色如何鲜明,当地官员的乌纱帽戴得稳稳的,遇到机会照样晋升不误,别的地方的人被骗后跳楼上吊,丝毫不影响他们官运亨通,如此“奖惩分明”之下,地方何来办案整治的积极性?
  所以,真要从源头入手,先从治理犯罪集中地官员不作为查起,严肃问责,形成制度,让相关职位上的公务员不敢尸位素餐,才是正道。试想虽然诈骗案子的直接受害人不在当地,可当地一旦形成风气,个人竞相效仿,最后招致雷霆万钧的打击,到时受害人还不是“乡里乡亲”,尤其是其中的“年幼无知者”?多年来,有乞讨村,有卖淫村,有行骗村,还有传销村,最后受害的岂止“外地人”。当地人不说全部变坏,也有许多人变坏,难道承担着地方治安和教化之责的政府官员就可以心安理得稳坐钓鱼台?
  一个社会遇到问题不稀奇,在电信技术发展那么快的情况下,发生诈骗多一些也可以理解,唯独长期发生却不加治理,甚至在某些地方形成独具特色的诈骗类型则绝对不正常,而让不正常地方的官员得以正常地做官,那绝对是不正常中最大的不正常。(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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