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堂碑刻拓片。
寿圣院石刻。
济南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有摩崖题刻一方,石刻正中为“勅龙洞寿圣院”两行擘窠大字,据县志记载为宋代苏轼所写。两侧还有两行小字,因石刻处于悬崖之上,一直无法看清写的是什么。数码相机兴起之后,人们终于看到了那两行字——分别刻着“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令人失望的是,题记及落款与苏轼并没有任何关系。龙洞寿圣院什么来头,又与苏轼有什么关系呢?
一提到“降诏”、“勅”,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兴佛,而这方石刻的历史背景,恰恰是对佛教的限制。宋太祖即位后解除了后周世宗显德年间的废佛令,同时将佛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采用限佛政策,严格控制寺院、僧侣数量。建置寺院应先行登记,然后向朝廷投递“申状”奏请建置僧院,由祠部勾批颁发院额,这个合法化的名额就叫做“院额”,有这个名分的寺院就可以叫“额院”。
龙洞附近可能在唐代就存在寺庙,三武一宗时期被毁掉了,宋仁宗、英宗时期又有僧人信众于此复建。“龙洞寿圣院”的本名,早已失考,宋熙宁元年应诏改名为“寿圣院”,“龙洞”则是地名。敕并非敕造,敕造专指奉旨建造,敕则是由赐额的敕牒而来。两宋及金代的寺庙,因赐名是官方敕牒许可的,名字前都可加用敕。敕牒始自唐代,即是由中书门下发出的奉敕而牒的公文形式,行文用语以“奉敕”二字为标志。
北宋有多次赐额,一般都是以年号作为名,如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兴国”、真宗“大中祥符间,例易天下寺名”等等。寿圣院的赐额有点特别,并未用年号作为赐额名称,而是用皇帝的生日即寿圣节作为赐名。全国叫“勅寿圣院”的寺院有多少呢?据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七《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的记载:“近日又赐三十间以上无名寺院以寿圣为额者两千三百余所”,以“寿圣”为名的寺院有两千至三千所,而同期全国寺院宫观的数量约在三四万所间(包括佛道两教)。所以,济南这个寿圣院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石刻“勅龙洞寿圣院”六字一直传为苏轼所书,明崇祯六年刊刻的《历乘》及崇祯十三年宋祖法的《历城县志》都是这种说法。但是,石刻上并没有苏轼书写的线索,崇祯年间之前的书籍中也没有相关记载,这种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明万历年间,济南文化界出了一件大事,府东三十里外王舍人村民在修房挖宅基时发现“读书堂”石碑一方。虽然没有落款,但秀才们引经据典,很快考证出这方石刻的字是苏东坡所书。元代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记述:“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掞读书堂,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并范纯粹律诗俱有石刻。”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到济南探视任齐州掌书记的弟弟苏辙,并专程到王舍人庄凭吊张掞,为张家题写了“读书堂”三字。直到今天,在王舍人还存有宋代王临的“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碑一通。
这下了不得了,轰动了济南文化界,当时的县令派人将这方石碑从东郊移至县学文庙庠桥门外。文人、学子反复观摩,看得久了有人联想到与龙洞山寿圣院石刻书意相仿,石刻年代也是熙宁年间,研讨考据一番的结论归于“勅龙洞寿圣院”是苏轼所书。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崇祯年间两部县志的编纂者刘勅、宋祖法很自然地采信了这种说法。
清乾隆年间《历城县志》中记载:“旧志云熙宁间苏轼书,及谛视之,初无书人姓名,旧志不知何据?”清季考据学兴起,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加之文化界对于“读书堂”碑也没什么热情,这种没凭没据的说法也就无人采信了。
苏轼书“读书堂”碑在县学文庙呆了400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学街小学扩建操场,存放着苏东坡“读书堂”碑的大成殿被拆掉,“读书堂”碑自此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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