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2017年1月1日,元旦。一个星期来我始终在悄悄等一样东西:挂历。没有等到。不可能到了。而2017年的挂历没到,感觉似乎2017年本身没到。因为没有证据。太阳是昨天的太阳,天空是昨天的天空,甚至窗外槐树梢的喜鹊都像是昨天的那只。昨天是去年最后一天——去年最后一天和今年最初一天的区别在哪里呢?今年去年有何不同呢?倘有挂历,立见分晓。淡淡的失望如傍晚时分淡淡的雾霭笼上心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四十年间每年都有挂历如期而至。近几年虽说少了,但两三本总还是有的。一般是出版社的,本地的、京沪的。我喜欢出版社的挂历。毕竟不像银行挂历那样诉求直截了当:恭喜发财。发财谁都喜欢,我也喜欢。但把手托金元宝或“孔方兄”的财神老爷请来书房,就好像酒桌上突然和某位大款坐在了一起,不知是靠近些好,还是离开些好。书房还是出版社挂历合适。书是出版社出的,没有出版社就没有书,就没有书房,甚至没有我这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但出版社的挂历从不刻意强调这点,含蓄、低调、文雅,心照不宣。
书房挂历我总是挂在书橱旁。一般挂日期数字大些的,以便一抬头就看得“1清2楚”。老了,不比当年在乡下当五好民兵连长,那时再小的准星都能瞄准百米开外的靶心圆点。此刻我又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因没有新的,旧的还姑且挂在那里。我忽然心想,今年和去年的日期没准碰在一起!果真如此,照用就是。差一天不好办,差一年没关系,2016权当2017可也。于是拿日记本上前比照:去年元旦星期五,今年元旦星期日,差了两天!得得!
或许你说——实际也有人说——看手机不就行了!何苦非看挂历不可?手机上的日历我自然看过,但手机上的日历和书桌前的挂历不是一回事。手机上的日历仅仅是日期,而书桌前的挂历不仅仅是日期,还有别的什么,比如仅我一个人明白的秘密暗号,以及明确标注的“温馨提示”,以及某种幽思……
是的,某种幽思……
无需说,挂历多是月历。以前是没有挂历的,至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的。那年头用的是日历,中学生巴掌大小,365页厚墩墩订在一起,周日、节日为红色,平日为黑色,固定在彩色硬纸板做的日历牌上。乡下人叫阳历牌。一月一日叫阳历年,不叫新年,元旦就更不叫了。阳历年在乡下是没人当年过的,一如平时。因此挂阳历牌是唯一的新年“庆典”。
我们家住的草房冷得瑟瑟发抖似的蜷缩在山旮旯里。父亲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公社(乡)工作,新年也很少回家。阳历牌就由母亲挂在门房或紧挨炕沿的地柜上端。这么着,糊着旧报纸的烟熏火燎的土屋里,只有阳历牌是新的,颇有蓬荜生辉之感,我们贫苦的日子因此有了小小的亮点,有了小小的欢欣。日历自然每天撕一页。那也是日夜操劳的母亲一天当中唯一的“文化”活动。有时一边撕一边小声念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或者打春别欢喜,还有四十冷天气……我和弟妹们都还小,最愿意听的就是还有几天过小年、过大年。有时候母亲还端起煤油灯举到阳历牌前细看,神情似乎分外凄苦,时而发出低微的叹息……
后来长大些了,我猜想那可能是母亲确认父亲回家的时间。没有电话,也没见父亲给母亲写过信。父亲大体每月回家一次,但日期不固定。“文革”期间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回来一次。父亲不回来,钱就不回来,家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有时买油钱都没有。加上正是动荡的年月,父亲随时可能遇上什么,母亲难免牵肠挂肚。日子,日历,日历的一天就是一个日子。而对于母亲,则可能是两个日子——这边家里的日子,那边父亲的日子。日历撕下一张容易,但日子熬过一个绝非易事,何况两个!
若干年后我离家进省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离开省城远走高飞去了广州。父亲来信说,家里的母亲总是想我,总是计算我探亲的日子,时常边撕日历边念叨我的小名,甚至险些哭坏了眼睛。而我那时每隔三年才回去探亲一次。可以想见,母亲要翻一千多次日历、要撕一千多张日历才能等来母子相见的日子。多么漫长的等待啊!对母亲来说,日历、阳历牌是她和儿子之间唯一可以确认、可以触摸的媒介!套用余光中的诗句,亲情像一张日历,母亲在这头,我在那头……
由于这个缘故,多年来我的书房总有一本当年那种老式日历挂在门旁书橱的一端。现在这本是2014年的,也是因为未能及时买到新的,就一直挂在那里——我不是用来看日期,同日期无关。
挂历固然不同于一天撕一页的日历,一个月才撕一张。但撕这一行为和感觉同日历没有太大区别。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选择的挂历风格大多同过去的阳历牌两相仿佛,因了那缕幽思……
而这,是手机上的日历功能所无法替代的。世界上总有无法被替代的什么,对于我,就是挂历的感觉、挂历所附带的幽思。那是之于我一个人的挂历。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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