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这种新旧并存中的文学,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学运行其中的社会文化机制……“香港机制”也反映出香港社会始终是个传统和现代并置的市民社会空间,新旧兼容。
去过香港的人感受最强烈的是那里“有着时代尖端上的摩天楼,同时也有着香火供养的庙宇”,正是这种香港社会提供了“新旧文学并行”的环境。
1927年后,香港新文学逐步兴起,甚至有“独出冠时”之势,但并未发生中国内地“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之间那样的激烈冲突。旧体文学阵营者对新文学崛起持开放态度:“研古者不忘乎今,研今者不忘乎古。新旧同和,不作偏畸,则新旧之学必有同时发扬光厉者。”新文学界也认为“新旧文学都各自有其本身的价值”。这使得旧体文学依旧有其阵地。
香港旧体诗文创作绵长而丰硕,据邹颖文不完全统计,香港写作旧体诗文的人数超过1700位,至少514位作者出版了808种旧体诗文集。而诗社兴盛的局面使旧体诗文的传播始终有着一定的空间,从战前的海外吟社、香海吟社、竹林诗社、北山诗社、正声吟社、千春社等著名诗社互相唱酬,到战后的硕果社、健社、岭梅诗社、青社、风社、春秋诗社、披荆文会、南薰诗社、锦山文社等诸多诗社前后呼应,传统结社唱和风气始终不减。一些诗社寿命之长,令人惊讶,例如成立于1950年的健社一直活动至21世纪初。诗社的中坚力量,从南来文人为主转变到香港本土诗人,而上世纪80年代后“活跃于香港古典诗诗坛的人,有不少是二三十岁的后起之秀”。此种后继有人,说明以旧体文学创作倡导传统文化,始终延绵不断。而新文学崛起后的旧体文学,突破古典文学“旧词汇旧立意”的藩篱,以“新词汇旧立意或旧词汇新立意,为求索之途,掺和新旧词汇,道前人未道之境”,使得旧体文学始终能在香港文学中占一席之地。
香港旧体文学也一直参与香港社会历史的进程,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空间。旧体文学并非“旧文学”,前述香港旧体文学一开始就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用。香港文学与报纸副刊关系极为密切,而被视为“香港中文报刊设副刊之始”的《中国旬报》就系孙中山专门派到香港宣传革命的陈少白所办《中国日报》之“副刊”。之后早期旧式副刊,文体旧式(文言),但内容绝非“旧文学”所拘囿了。如当时副刊“最具特色”的《唯一趣报有所谓》为《中国旬报》原编辑郑贯公所办,潜行“力倡民族,疾唤国魂”、“抒救时之策,坚主民权”之志。同时,旧体文学阵营也有向新文学转化的趋势。创刊于1924年的《小说星期刊》“内容丰富、空前特色”,虽以旧文体为主,但其创刊号曾借同仁贺词表明自己办刊宗旨:以借鉴“北美、西欧”等“文明国”“启民智”的“妙策、良谋”“息内争、御外患”“文明先行”,这样的办刊宗旨与新文学已无根本差异了。即便是文体,《小说星期刊》也开始显露新旧兼容的趋势。
这种新旧并存中的文学,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学运行其中的社会文化机制,使人得以窥见原先对我们陌生的“香港机制”,即香港社会运行机制。
“香港机制”首先是港英当局的立场。港英政府有着稳定既有体制的殖民者立场。它历来支持现有文化建制中的传统、保守势力,例如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精通“唐话”(粤语与国语)、熟知四书的英人金文泰被大英帝国委派治理香港,他上任后就“倡议提高中文教育”,“一时翰林探花,高居讲席”。1927年香港大学成立中文系,教师全部是讲经史的清朝原太史和秀才。之后香港更是设立“孔教会”。但港英政府也需尊重本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也会给新思潮、新文化提供较宽容的公共空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报刊上常有从香港回来的报人、记者感叹,甚至大声疾呼香港的言论空间比上海宽松得多。各种新思潮在香港的传播并无阻碍。
“香港机制”也反映出香港社会始终是个传统和现代并置的市民社会空间,新旧兼容。1928年香港《墨花》刊文称:“书报上的文艺,就是新旧混合的、纯粹的新文艺,既找不到读者,而纯粹的旧文艺,又何独不然?”去过香港的人感受最强烈的是那里“有着时代尖端上的摩天楼,同时也有着香火供养的庙宇”,正是这种香港社会提供了“新旧文学并行”的环境。“香港华人生活于一种特殊环境之中,他较早接触西方事物”,却又处于“大清帝国残余礼制”中,“知识分子中,最受尊重的是几位有前清科第的翰林太史”。香港社会文化心理在上世纪20年代仍趋于保守,甚至被称为“十六世纪的城堡”,流亡香港的知识阶层多有“遗民”情结,“遗老文化”也得到保守商人的青睐。这些都提供了旧体诗文赖以安身的基础。但同时,香港也存在“从辛亥革命隐退来港的爱国志士带来的文化”和“受到上海、广州影响的市民文化”,这两种文化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而香港开埠后都市风气的侵袭,更使知识青年阶层出于创新求变而应和新文化思潮。
香港的语言环境也使人得以感受到“香港机制”。虽然英文在香港政界和商界通用,但汉语也一直通用于香港华人的任何阶层(香港居民98%说汉语、写中文),而香港的汉语是受粤方言支配性影响的中文书写,虽然使得“五四”那样的借助语言变革实现社会变革较难在香港中文书写中产生历史性震撼,但汉语写作“发展而成本土身份的辨知与认同”,使得旧形式(文言文)文学逐步蜕变出新文体,与接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新文学兼容并存。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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