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亭
1977年恢复高考,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十万青年的命运。其中尤以66、67、68所谓“老三届”的居多。
1968年春,经过一年多“文革”洗礼的“老三届”被赶回家。当时的共同心境是一片迷茫:寒窗十多载,难道就这样完了?好在还有墙上的“画饼”:大学还是要办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来由贫下中农从优秀者中选拔、推荐、保送学员……至于何时“办”,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我回村干了半年活,看到大队买来一台“195”柴油抽水机,心想:我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有知识,懂技术,这开机器的活,当然非我莫属。但很快,由大队“革委”第一权力人的儿子干上了。不久,大队又买来一台“小12”拖拉机,我想:这下,第一权力人的儿子开拖拉机,那抽水机该让给我了。但很快,“革委”第二权力人的儿子接过去了。想当“吃香社员”无望之下,我去了一所“农中”任民办教师。心想:好好干,争取当上“代课”教师,然后再慢慢争取转为“公办”教师。但当时的学校教学、管理都一塌糊涂,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势下,1969年秋征兵时,我毅然投笔从戎。当时设计的美梦是:若干得一般,只要不犯错,三年后复员,至少能安排个正式工作；若干得好,能入党、“提干”,那就更好了……
1970年夏,国家开始落实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这样的消息曾带来意外的惊喜:又多了一条路子。但很快,摆在自己面前的路皆被堵死。
1972年夏,南京外语学院招生,分配给我们团两个名额。我闻讯急忙去团政治处报名,组织干事是老乡,他对我实话实说:报名有啥用?我们团光高干子弟就13个,每年保送名额才一两个,普通战士哪里捞得着啊?
1973年秋,我入了党,但提干已不可能。在无任何出路的情势下,1974年冬,我向连队提出复员要求。
回到家,公社中学聘我为民办教师。我很快融入了学校老师的群体。他们都很同情我,给我出谋划策:好好干,最重要的是跟公社干部“搞好关系”,争取去公社当个秘书,或武装部干事,或供销社售货员……天哪,叫我去“搞关系”?那是我一生的最短板。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苦苦挣扎数年,到处碰壁；而今环顾四周,又看不到一点希望,加之“老冉冉其将至兮”,所以,到1977年,我已心灰意冷。“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富贵在天”“君子不与命争”……每当闲下来,脑子里便涌出这些古代圣哲的名言佳句,将那偶尔泛起的本已很不强烈的心犹不甘一点一点地消解、泯灭……正因此,当1977年10月20日晚听到平地春雷——中央电台播发的“国家恢复高考”消息时,才会那么绝处逢生般的惊喜若狂。12月9日开考,当我紧张地坐在考场里做题时,把每一题每一字都当做救命稻草而极力做到精益求精,有时甚至到了画蛇添足的地步。比如解词:踌躇——犹豫不决。后面又写道:“若与‘满志’结合构成‘踌躇满志’,则表示胸怀大志,欲有番作为干番事业。见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注释。”其实,答出“犹豫不决”四字,满分“2分”就全得来了,后边的那些完全多余。
1978年春入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改变命运”都是众多落魄学子常谈的一个话题。我本以为我之道路已够曲折、典型,没想到比之不少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那些所谓“高成分”子弟,处境尤其惨。比如杜某,出身地主,十多年里他为改变命运受尽凌辱而几欲轻生。当得知恢复高考时,他是偷着报名而后又偷着参加考试的。直到高考分数过线招录,其大队、公社仍以成分问题不予放行。那年中秋节,各宿舍组织酒会,会上,又说起这个话题,有人怒发冲冠,有人痛哭流涕。杜某模仿李煜的《虞美人》重新填词,其下阕是:“无事常凭栏,泪湿青衫。降生容易活着难。雪融冰消冬去也,天上人间。”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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