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浙泉
1964年夏天,我们四个青岛籍同学从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毕业前夕,每人在分配志愿表上都这样填着:坚决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周应瑜(左后)、王明光(右后)到了上海铁路局南昌车辆段；张吉先(右前)去往福州铁路局永安车辆段；笔者的去向则是北京铁路局大同车辆段。
1967年12月下旬,我去南昌出差,从杭州乘坐浙赣线的火车在向塘站下车,步行近两个小时走到向(塘)西,王明光在这个属于南昌车辆段管辖的“列检所”检修货物列车,那天正好当班。他说歇班没事做,就在池塘钓鱼,一斤多重的鱼钓上来扔下去,以此打发时间。
次日我俩到南昌,恰巧张吉先无事,前来“投奔”在校时班里的生活委员周应瑜。
四人亲热至极,去百花洲公园拍照,无奈雪愈下愈大,数步开外啥也看不清,只好在室内完成。他们说我“把塞北的雪给带来了”。经我提议,照片上加了几个字:同学喜遇于南昌!
如今我们皆“直奔”耄耋,周、王二人从副段长和工程师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在南昌与儿孙们欢聚一堂；张吉先为解决两地分居早已调至潍坊；我后来调到张家口,提前6年退休也回到老家定居。说来甚巧:我所住小区竟是周应瑜儿时的村子,现在成为青岛市区。这倒应了小品里那句话:缘分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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