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绘画中的“四家样”
2016年02月2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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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钩沉
源远流长 风神隽永
佛教是我国的重要宗教之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佛教题材也成为中国美术绘画中重要一部分。早在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佛画有四家样,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吴道子)、周昉,各有损益,圣贤盻蠁,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就对佛教绘画中“曹家样”、“张家样”、“吴家样”、“周家样”进行总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四位画家分别受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对中国传统绘画、雕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四位画家中,曹仲达是唯一一个来自中亚的曹国人,历史记载其“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曹仲达擅画人物、肖像、佛教图像,尤精于外国佛像,而在他所处的时代里,皇帝多好奉佛,佛教盛极一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画佛造像的热情空前,都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有效推动力。“曹家样”的特点是“其体稠叠”、“衣服紧窄”,因而人们将他的风格形容为“曹衣出水”。由于与中原文化背景相差甚大,所以曹仲达的绘画风格与技法明显带有异域格调。曹仲达没有绘画作品传世,但是后人依旧能从受他风格影响的佛像雕塑中隐约窥见一二,例如许多莫高窟佛陀以及麦积山石雕菩萨,都可看出衣纹紧贴的效果。
与“曹家样”不同,“张家样”出现在梁代,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宋、齐基础上,不断交流变化,时代意趣和造型上出现变革。“张家样”的创立者张僧繇在创作中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是曾在一乘寺用西域之法画凹凸花,远观有凹凸的效果,后寺庙亦被人们称为“凹凸寺”；二是张僧繇有着较高的写实能力,曾被皇帝命至各地写诸王之像,所得作品有“对之如面”的效果。他的“张家样”被视为一代典范,曾被记载为“画女像面短而艳”,这种造像风格在齐梁间逐渐取代以顾、陆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盛行于大江南北,有专家认为这种形象也对隋唐流行的丰满华贵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四家”中,久负盛名的吴道子生活于唐代盛世,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画佛像圆光、屋宇柱梁皆一笔挥就。早年行笔较细,风格稠密,中年雄放,变为遒劲,线条富有运动感,粗细互变,线型圆润似“莼菜条”,又由“铁线”衍生出“兰叶线”。在唐代,吴道子独创的宗教图像样式,被称为“吴家样”,他的线条富有运动感和强烈的节奏感,十分注重画面气氛的运动感表现,因此有着“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人称“吴带当风”。而这时候的佛教绘画形象也不再是眼眶深凹、脸色黝黑的异域风情,完全成为汉人模样。在唐代以后的宗教画中,吴道子的佛像壁画被当做一种范式,不仅民间画工把他的画当做定格,五代以后的文人宗教画,也都受到他的影响。
而生活在唐朝逐渐走向衰败时代的周昉,则以肖像、佛像画见长,他初学张萱,具有秀润匀细、彩色柔丽的特点,代表作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等。除了能够抓住人物形象主要特点,画家更着力于人物内心精神状态的刻画,相传周昉、韩干曾为郭子仪女婿赵纵画像,优劣难辨时,赵夫人指出韩干“空得赵郎状貌”,而周昉能够“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状”。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等都有他的笔迹,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历史记载周昉画作“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他将观音菩萨画于清幽澄净之境,更显高洁神圣。不仅如此,“周家样”带给后世的还有对佛教世俗审美的构建,他笔下的仕女体形肥胖,与世俗中的女性审美接轨,不仅为画工所仿,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纵观历史,“四家样”不仅见证了佛教绘画风格的不断流变,更体现出外来文化在中国不断被消化吸收,并建立起新风格的过程,因此,“四家样”在原作稀少甚至没有的情况下,依然作为经典范式流传至今。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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