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嘉祥三中读书时,因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随之,便产生了一个要当作家的梦。
那个年代,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几乎每册都有鲁迅的文章,不知不觉,我心里竟然冒出了一个狂想,且写在了日记本上,曰:“鲁迅生长在黑暗的旧社会,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我生长在光明的新中国,条件比他优越几百倍,难道就不能成为文学家吗!?”
抱负如此之高之大,使我觉得“文学之山”既神圣又不难攀登。于是,我沿着我心中的这座“山”,痴痴地攀登起来。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按时完成之外,我还建立了一个“课外创作本”,每星期至少写两篇七八百字的文章。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爬大山”时,“文革”的浪潮扑向校园,同学中除几个“根正苗红”且“表现出色”的被推荐上高中之外,其余的全部回乡务农,我就是务农队伍中的一员。
眼看“文学梦”就要破灭,我不愿就此“善罢甘休”,便“抄近路”出发——给县广播站投稿。投了几次之后,终究有一次投中了,并且在播送我的稿件时还念了我的名字,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打那以后,我投稿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或许是“村中无大树,茄子称大王”吧,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公社没有写稿的,我这个“写稿迷”也就在当地有了名气,1975年夏被公社从村里抽调过去,作为一名拿低工资、买工分的“半脱产干部”使用。自此,我“两条腿走路”——明里搞新闻报道,暗中加班搞点儿文学创作。这样能在报刊杂志上断断续续地发表点儿散文、小小说、民间故事、诗歌之类,算是“爬山”没止步。
我命运不佳——在公社(后改乡镇)干了不少年,因非公务员,1999年乡镇机构改革中成为下岗分流对象。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久又在县新闻部门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差使”——成为一名县级新闻记者兼编辑。此时的我,倍感精力充沛,直觉到了创作盛期。于是,我加快了“爬山”的脚步,增加了创作的门类。除了继续写些小小说(包括近年来兴起的绝句小说),还创作了不少曲艺作品。除在当地文化刊物上发表了根据宗圣曾子的传说故事改编的十二集戏曲《南武山下》之外,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山东琴书《打工返乡事一桩》、《美德少年感世人》、小戏曲《亲家会》等；在国家级刊物上也发表了多篇作品。
文学之“山”,到底有多高,我不晓得,也不过问,只相信“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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