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茄庄
2016年09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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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秋立
  “文革”后期敲锣打鼓大规模下乡是1974年,两年后我下乡那会儿,热闹劲儿已过去了。10月的一天,和另外一知青哥们儿,冷冷清清地被装上了一辆“白浪河”牌卡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卸到了茄庄。
  庄子不算富裕,但说得过去,一个整劳力一天三四毛钱,吃饱饭没问题。对知青也很关照,盖起来两排新房,石头作基,青砖到顶,铺着厚厚的秸秆,在庄子里很显气派。只是窗子没安玻璃,钉着塑料布,透风撒气。时已深秋,颇有寒意。知青姐妹缝了一个塑料大口袋,领着我到场院上装满麦秸,做成“草褥子”,铺在床上,又暖和又暄腾,算是安了家。没电,用煤油灯,豆大的火苗照着巴掌大的地儿。晚上开欢迎会,看不清谁是谁,显得很沉闷。
  玉米早已经收完了,麦子也已种上,剩下的就是刨地瓜、“抓”大葱,接受再教育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白天干活,晚上学新出版的毛选五卷。每人发了一个黑皮本,写“笔记”。就我们那点文化水平,只能抄抄原著,写不出什么体会。即便如此,大家的表现仍让我感动。老知青组长招工回了城,我刚下来就被带队干部相中接任了组长,领着老知青们学习。哥们儿姐们儿都很给面子,不管好孬,天天都趴在煤油灯下抄一段,熏得鼻孔黢黑。公社里来检查时,每人都抄了大半本儿。
  不光学得好,还干得好。早晨上工的钟一敲,不吃饭,就都扛着锄头上了坡。一天10分工,一年下来,知青们都挣了3000多分。当然这里面有老乡们的情分,因为我们顶不了一个壮劳力。壮劳力得能推小车子,尖尖的两篓子粪土,一口气拱到半山坡。而我们,至少是我,干不了这活,只能和“小妇女”们一起混,浇浇水,看个场院,按理说不能给10分,但队里还是给了,从没人攀比。
  不管怎么说,3000多工分证明至少一年干了300多天,这与其他知青点的知青整天泡在城里相比,已是很不简单。那年冬天,到山上修“提水站”,天不亮就出工,寒风刺骨,站在十几米的架子上,用绳子往上拽石块,没有护栏,累,也危险,大家没有一个偷懒。所以,我们知青点连年当先进。我“主持工作”那会儿,就曾代表知青点在地区大会上发了言,逛了泰安城,享受了几天会议餐。
  下乡第一年,每月国家还给补助,但我们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粗粮多,没油水儿。冬天,棒子面蒸窝头,也不掺点杂粮,热时黏糊糊,凉了像砖头。无论谁回家,一定要带回一大瓶肉丝炒咸菜,吃上十天半月。偶尔也到集上买点肉和蛋,改善生活。有一次采购员买回一块“米猪肉”——学名很复杂,称作“带绦虫的幼虫寄生于猪肌肉中(猪囊尾蚴病)所形成的特有米粒样囊包的猪肉”,弄不好,吃下去满肠子都会长大米一样的虫子。大家好一顿埋怨,带队干部让把肉扔掉,没承想半夜里院内飘起了肉香,几个知青烧水拉风箱,炖了一大锅,大快朵颐。其他人循味而来,女知青也掺和,长不长“大米粒”先不管,解了馋再说。
  我们知青点养过几只狗,很乖,和每个人都亲热。但都养不住,过一段就不知去向。后来传出来让嘴馋的知青领到老乡金贵子家宰了,吃了肉,但问谁谁也不承认。金贵子是个人物,鱼泡眼,一嘴龅牙,有点残疾,一瘸一拐,绝活就是杀猪宰羊,偶尔哪个小队杀头猪都请他操刀,社员们分肉,金贵子便提着肠子肚子,回家炖了下酒。
  整天杀生害命,金贵子怕有报应,便热衷于保媒拉纤,以抵消“罪过”,方圆几里有名气。他脾气好,爱讲荤段子,又是个单身汉,没事就和知青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馋急了,到他家炖狗肉吃不是没有可能。
  过了一段,知青点换了带队干部,生活有了改善。新干部老李,邋里邋遢,办法不少。茄庄离大城市远,吃不上细菜,整天是萝卜白菜,茄子豆角都见不到。老李便在济南郊区弄了些菜苗,种在知青菜地里,多余的送给大队书记和会计。从此大队对知青网开一面,到仓库提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不按比例,细粮比以前多了,粗粮随便提。细粮蒸馒头,粗粮不吃,用来换豆腐,伙食明显改善,隔三差五就包饺子,大家一起动手,直径一米多的大盖帘,一包就是两三盖帘。我一分钟包20多个饺子的功夫,就是打那会儿练出来的。
  但好景不长,老李和管钱管账的知青小跃闹翻了,知青点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说来有趣,我们知青点僧多粥少,肉少狼多,20多个人,男的有十四五个,女的是葱花,别管丑俊,都有人爱惜,有的甚至被几个人围着转。也有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和捕风捉影的传说。此时小跃迷上了一个小丫头,很认真地追,昏天黑地,使尽浑身解数,总不得手。老李嘴损,常当众拿他取笑,不想有一天小跃恼了,翻了脸,把老李糊弄大队的小伎俩一股脑儿掀出来告到了上边。老李“夹着尾巴”走了,换来了一个小刘,模样挺俊秀,穿着也利索,也讲政治,但伙食不行了。
  下乡的第一个春节没回家,我是组长,留下看院子,还有两位哥们儿陪着。除夕夜打开收音机,听着郭兰英、王昆哽咽着唱《绣金匾》、《南泥湾》,听着王玉珍依然亮丽婉转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刚解禁的相声演员说那些编排“四人帮”的相声,倒也不闷得慌。只是炉火不争气,把饺子下成了一锅粥,便想起家里的年夜饭。正在伤感之际,有人敲窗户,小队长苗海成叫我到他家吃饺子,令我感动不已。什么馅的忘了,只记得饺子是白面的,案板上撒的干面粉却舍不得,用的玉米面,吃到嘴里总有点沙沙拉拉的感觉,这顿饺子让我记一辈子。
  夏天的傍晚,收了工,暑气退下去,月亮升上来,便是知青点的好时光。男女之间有意思的,便黏在一起,窃窃私语。没有的则聚成堆儿弹琴唱歌,舞棍弄棒,胡吹海侃。最普及的乐器是口琴,人手一支,好孬的都能吹几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这些歌曲都刚解禁,月上柳梢,口琴响起,声声传情。吹得最好的当数小蛋儿,他具备吹口琴的所有优势:嘴大牙小舌头长。口琴难于掌握的一是音准二是节拍,对小蛋儿来讲均不在话下。最能体现他口琴水平的曲子是《火车向着韶山跑》,虽是儿童歌曲,但变化很多,在他嘴里还真能体会到火车那种快慢变化的节奏。1977年恢复高考,小蛋儿报了一所知名中专,一举命中,成了第一位考回城的知青,毕业分到了大机关,避免了招工回城上“大集体”或者当泥瓦匠的路子。
  三十多年后,我回了一次茄庄。庄子已经面目全非,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把原本感觉还宽敞的街巷挤压得喘不动气。知青的院子和两排青砖房已经没有了,旧迹难寻。有些失望,走出村子,向南一望,眼前一亮,开阔的山坡上,那座石头砌成的提水站居然还支撑着,看上去还挺拔,默默地坚持为我们当年的岁月作证。
  (本文作者为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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