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强
姥姥出生于福山区门楼镇门楼村,是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她从小裹脚,活了八十五岁没有读过几年书、不识几个大字。姥姥是19岁嫁给姥爷的。姥爷家住门楼镇后庄村,家境窘迫、生活拮据。由于子女多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对此,姥姥从无怨言,默默地为这个家奉献了一辈子。妈妈和两个舅舅出生以后,姥爷就去参军了,在那个“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年代,姥姥高兴地打理行装送走年轻的丈夫。姥爷在国内没待几年,就去朝鲜半岛抗美援朝当志愿军战士了,成为“最可爱的人”。家里的负担可想而知,但是姥姥以其坚韧的性格、极其隐忍的个性挺了过来。在家里她既当爹又当娘承担着双重角色,她既要带孩子,又要做绣花养家糊口,还要上山务农,累得跟陀螺似的。
抗美援朝胜利后不久,姥爷因为腿部受伤复员回家。记得当时姥爷戴着大红花,被门楼公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乡镇的称呼)武装部的同志们敲锣打鼓送到村头,姥姥别提多高兴了,那场面好不风光、好不热闹。姥爷回来后自觉对不住姥姥,主动把所有农活承担下来,每天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个乐天派,和姥姥上山锄地,隔老远就能听到姥爷扯开嗓子唱着别人听不懂的革命歌曲,逗得姥姥在一旁直乐,在故乡的山野形成一道悠然自得的亮丽风景线。几年后,二舅、三舅、小姨的先后降生,姥姥的担子更重了,但是她依然在进进出出、忙忙叨叨的同时,脸上总是荡漾着笑意。
姥姥的贤淑不仅体现在她刚毅的性格、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还体现在她操持家务的“得心应手”上,同时,她的孝顺在街坊四邻中是有名的。姥姥省吃俭用,从来不愿意看见子女衣着破烂,为了学做衣服她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后来做出的衣服煞是耐看,妈妈和舅舅们从小基本没有穿过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至今妈妈和舅舅他们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万分。妈妈许是秉承了姥姥的心灵手巧,记忆中我和姐姐不但没有穿过带补丁的衣服,而且妈妈做的衣服式样新颖时尚,比起裁缝店做的衣服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学们都羡慕得很。妈妈还做得一副好手工活,至今经常做针织手套、手提包,很别致的。女儿上学后很多小手工都是向妈妈学的,每到端午节,妈妈总不忘作一些五颜六色的彩绳套套到孩子手腕上,寓意年年吉祥、辟邪去灾。姥姥还做的一手可口的饭菜,她的烹饪技艺也印证了“要想吃好饭,围着福山转”的老话,这也是小时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每到周末我和姐姐喜欢去姥姥家的原因。
姥爷1999年因病去世后,家里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姥姥一人身上。山上、地里田间地头、家里的灶台旁,都是她忙碌的身影。一次,我周末下午去姥姥家玩,家里没人,我就到姥姥家的口粮地里找,听到我的喊叫,姥姥从已经长得很高的玉米地里探出身子,在夕阳下姥姥干瘦的身体与高高的玉米秸相互映衬,让我禁不住想起《红高粱》里“我奶奶”肩挑酒缸担子为爷爷壮行的情景,那一幕令我终生难忘。后来,姥姥年龄大了,妈妈考虑到冬天她在老家生炉子不但温度不能保证,而且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患,就索性把姥姥接到城里住,分别在妈妈、小姨和二舅家住,每次总是在妈妈家住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小姨做熟食品生意起早贪黑比较忙。姥姥身体尚好时帮助二舅和小姨照看年幼的表妹和表弟,一直看到他们十几岁上中学。妈妈住在防疫站家属楼的时候面积较小,夏天妈妈单独腾出房间给姥姥午休,爸爸只能睡沙发,为此爸爸得了腰疼病,对岳母的孝心可见一斑。为此,爸爸决定在北面的美航花园小区买下一套面积稍大的楼房,专门为姥姥和女儿设计了房间。姥姥第一次去新楼房的时候,高兴地摸摸这里、看看那里,看到新买的电视机,更是快乐得象孩子似的。
姥姥从妈妈家搬到小姨家住了三五天就住院了,送到福山医院时,内科主任无奈地说:“老人各项器官功能衰竭,没有办法了,准备后事吧。”小姨一听就蒙了,急忙打电话给妈妈。当时我和妈妈正在参加一个婚礼。等我们打车赶到医院时,姥姥已经神志不清、说不出话了,只剩下一丝气息。妈妈和小姨一边揉着姥姥的胳膊,一边痛哭失声,但是却没有听到姥姥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的话语。第二天一早姥姥就去世了,我们感觉尚有一些体温,她是不放心后代,还是有话要说,这些已经没有答案了。小姨伤心地说:“妈是在等小龙回来看他最后一眼。”小龙是我的表弟,当时在苏州当兵,快要转业了,在晚辈中只有他没有结婚,从小姥姥照看他长大,最疼他了,也许小姨说得对,姥姥本来想了却这桩夙愿再走吧。
姥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精神总是恍恍惚惚,很是不相信这个事实,每天下班回家,隔老远仿佛看到姥姥正端坐在楼下等我呢。姥姥虽然驾鹤西去了,但留在我们印象中的是她一生辛勤劳作的身影,是她操碎了心呵护晚辈的一点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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