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位作家出了一本新长篇,前段时间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了场新书发布会,来了很多文学批评家。山师文学院院长杨存昌的开场白让笔者印象深刻——
不要只说好话,对青年作家可以说点刺耳、尖锐的话,相信他们能够接受。一次文学讨论会,如果在这个作家之后5到10年的创作里都能起到好作用,才是有价值的讨论会；如果只是让作家在会后的晚上美滋滋地睡一觉,那不是好的讨论会。
说实话,这些年参加过的文学研讨会很多,有时候,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倒不是笔者定力不够,而是一场研讨会经常会演变成一场“称颂会”“表扬会”。期待的高论很稀缺,各种赞美倒是不少,诸如立意多么高、结构如何巧、文字又是怎么美,不一而足,总归是气氛和谐,宾主尽欢。或许,这就是杨老师所谓可以让作家晚上美美地睡一觉的讨论会吧。
每每这个时候,笔者总会忍不住偷偷看一眼坐在中间的作者,视线聚焦在他手中悬着的笔。因为一场好的研讨会,对一位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的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批评家如果能够秉持客观的态度激浊扬清,不溢美,不隐恶,谈出优点,指出不足,很大程度上真会对一位作家之后5到10年的创作起到好作用。然而,这样的场景确乎不多,即便是偶尔出现的批评,也是十分含蓄,将“春秋笔法”的技艺演绎得十分纯熟。
上个月的《文艺报》有篇文章,指出了目前文学评论生态存在的问题,标题的态度十分鲜明:文学评论要拒绝“套路”“黑话”。作者直接点出当下文学评论生态出了问题:文学评论的本职是表达态度、亮明褒贬,如果连这态度都还需要作者去揣测、猜想甚至对照着注释参悟玄机,那就不属于惊喜而属于失职了。
看到这段话,让笔者想起作家阎连科曾经表达过的观点,他将文学分为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三要素,这三者缺一不可,而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且会矫正文学的发展。作家莫言也曾怀念过上世纪80年代刚创作出《红高粱》时,文学批评对他创作的推进。很显然,一针见血的文学批评或许会让作家一时脸红发汗,但如果这种批评是出于批评家不带个人偏见的独到分析,又何必遮遮掩掩,王顾左右而言他呢?
目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批评生态亟待扭转。如果批评只是为了作者的面子着想,或者只是为了给作者站站台、多卖几本书,而不是出于公心,出于独立的思考,批评的价值只会越来越弱,文学批评也会越来越沦为一个圈子内的游戏而不受读者的待见,那些真正有追求的作家也会逐渐远离这个圈子。
中国人讲面子,但有时候或许我们低估了作家的“雅量”。毕飞宇在新书《小说课》里将小说比作“公器”,梁漱溟也用过类似的比喻,他和熊十力是一生至交,但对熊十力书中不足的批评仍然不留情面,他的观点是“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既然小说、学问是公器,不是作者的私有财产,那对它的批评就不仅仅关乎作者个人了。用毕飞宇的话说,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于激励想象,在于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他这一段话或许可以打开那些有顾虑的批评家的心结——因为“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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