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已经成了一个你想忘都忘不了的节日。在这个星期天,打开电视、手机、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媒体煽情的宣传。商家也想尽办法在这一天借着母亲的借口掏空你的钱包,什么“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亏欠的人”“你在这一天欠她一个惊喜”。母亲节,俨然已经成为继情人节之后最受中国人热捧的西方节日。
感恩母亲当然好,但中国人对“母子之情”的认同之强烈,说来有点奇怪。母亲节虽然最早在美国创立,但在其倡议者安娜夫人提出该号召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少有人响应,因为在美国,母亲与儿女之间的情感是很私人的感情,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家庭中会非常不同,所以很难引起共鸣。该节日最终创立,是乘了美国20世纪初“节日风潮”的东风。同期美国其实创立了不少类似的节日,但绝大多数(比如父亲节)都没有像母亲节这样在中国受热捧。
母子之情,在外国人那里是人的诸多感情中的一种,但在中国,它显然成了最重要的一种。中国人对母子之情认同的强烈,产生了不少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比如下跪求饶时,最有效的告饶手段永远是“上有七十老母需要供养”。而女友那个“我和你妈同时落水”的问题则几乎是中国男人的集体噩梦。
这些中国人意象中的经典镜头,在西方人看来都很匪夷所思。在好莱坞大片里,支撑主人公活下去的动力通常都是爱人、孩子,而绝少有母亲。西方传奇故事里的经典桥段也是《蜘蛛侠》《超人》里的“英雄救美”而非《宝莲灯》式的“英雄救妈”。在西方人的灾难伦理中,一个人在灾难面前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至于母亲,则应由她的配偶来保护。这种思路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中很容易沦为“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
中国人为何如此“恋母”?其原因恐怕得从我们的传统中去找。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圣人,比如孔子、孟子、曾子、朱熹,都出生在早年丧父的单亲家庭中。由他们所创立并发展的儒学,虽然在表面上提倡孝道时更强调“父父子子”的对父行孝,但如果真的落到实际操作层面你就会发现,一个思想健全、人格独立的父亲很难承载这样浓得几乎化不开的“孝”而不产生违和感。所以,中国人理想的行孝故事中,主角大多都是母与子,比如最能代表中国式亲情的“二十四孝”,其中对母尽孝的有近半数为十一人,对双亲尽孝的六人,其他类三人,对父尽孝的仅四人。
最有意思的是岳飞,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位名将的母亲以“岳母刺字”故事流传千古,岳飞的父亲则存在感稀薄得几乎没有。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不仅有一位名叫岳和的父亲,而且他的一身武艺和仗义疏财很可能都是受父亲的影响。但在中国传统儒家的叙事中,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最终被抹杀掉了,一定要换上一位正史着墨不多的母亲,与岳飞一起上演刺字的戏码。
母子之情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儒家叙事中如此抢戏,是因为只有母子才能真正实现其所提倡的那种亲子之间不分彼此的“孝道”。在心理学上,婴儿从一岁到三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前俄底浦斯期”,在这段时期内,婴儿的脑中将自己和母亲当作一个不分彼此的整体,婴儿通过母亲感知整个世界,从这种“浑然忘我”的状态中感受快乐。过了三岁以后,随着父亲形象的加入,儿童就将认识到自己与母亲是独立而不同的个体,最终实现自己的独立。与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代起就鼓励人在性格上独立不同,中国文化因为“圣人”们独特的家庭背景和审美倾向,更欣赏个体将自己融入到集体中。于是,“前俄底浦斯期”那种“忘我”的母子关系就显得必不可少。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人为何如此“恋母”,甚至盛产“妈宝男”——我们在文化上其实并不鼓励人们跨过三岁这道门槛。
难道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就没有产生成熟一点或者至少想要成熟一点的思想家吗?其实是有的。比如东汉末年的孔融,从他早年“让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确知,这孩子至少幼年的家庭环境比较健全、富裕而乐观。所以孔融年长之后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孝道,甚至说:“母亲跟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孔融这种思路虽然有点偏激,但在中国古代其实不失为一种先声。就像一个孩子,在心智走向成熟的青春期总会有点怪言怪语。不幸的是,这点少有的小火苗,最后还是被掐灭了。曹操最终以孔融“不孝”为名而杀了他——即便奸雄如曹操,也不能容忍孔融这种思路,因为他深知这种思想的发展最终会导致那个“以孝治国”的帝国的崩解。
于是人们终于看明白了,原来强迫你恋母的,不仅仅只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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