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化东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树后边有大片的农田,济南灯泡厂是文化东路东头的第一家单位。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济南灯泡厂原址已崛起了一座高档居民小区。但是厂里的老职工来到这里,还依稀能找到原先的厂门,还有厂门口那株碗口粗的玉兰树。早先厂院内那些栽培了几十年,足有三层楼高的雪松、阔如伞盖的垂槐以及每到秋天就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林,都随着拆迁开发而不知所终,只有厂门口这株玉兰树存活至今,并且年年萌芽、开花、缀满绿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大多数的企业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的束缚,物资供应,尤其是日用品供应奇缺。那时我父亲是灯泡厂的职工,记得小时候家里客人不断,大多数都是来托父亲买灯泡的。为此我们姊妹们倒是没少了糖果和点心吃,可是难为了父亲,有时候连他也买不到灯泡啊。当时这话说起来人家根本不相信,记得有一回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从聊城来买灯泡,父亲说真的买不到。结果来人倒也不客气,把我们两间屋连同小厨房里的三只灯泡一并拧走了,害得我们摸了两三天的黑。
小时候曾经跟着父亲去厂里,父亲领着我参观吹灯泡的车间,那时还没有吹泡机,大大小小的泡壳都是人工吹制出来的。当时感觉太神奇了:在火红的玻璃熔炉前,一个个脸膛通红的工人持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管,将一端探到炉膛里,缠上一团白梨大小的红彤彤熔化得像缠蜜一样的玻璃料,随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彩虹,仰天吹出个泡儿,然后一低头,只见那玻璃泡儿摆着柔软的腰身,乖乖钻进吹制工人脚下的模具里,工人麻利地用脚合上模子,边吹边捻动着手里的钢管,不一会儿的工夫,一只晶莹剔透,厚薄均匀的梨形泡壳出模了,这时旁边的辅助工,俗称“打杆儿”的工人将吹好的泡壳敲下来,放到竹筐里。如同魔术一样,看得我目瞪口呆,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大哥哥们——太神奇了!
等到1975年我顶替父亲参加工作来到灯泡厂,才体会到一线工人的辛苦。当年厂里有一个说法叫做“轻工不轻”,说的就是灯泡生产虽然属于轻工业,但是劳动强度却很大。那时“文革”已经结束,百废待兴,各个企业都在大干快上。厂里三班倒的车间歇人不歇马,两班倒的车间千方百计加班加点,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常事。尤其由于灯泡生产的特点,越是高温季节生产出来的灯泡质量越好。于是每年厂里夏秋两季,天气最热的时候,越是要战高温夺高产,争创优质产品。灯泡生产离不开火,冬天还好说,正好有个烤火取暖的去处。到了夏天,外面骄阳似火,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车间内每台机器都有一团团的火苗在脸前燃烧,这可是实实在在几百摄氏度的焰火。别说干活了,就是一走进车间,那热浪就会蒸得你全身大汗淋漓。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济南灯泡厂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迎来了全面发展的大好机遇。那些年我们生产的泉城牌、弓箭牌(出口品牌,也是济南灯泡厂的传统老品牌)等多种型号的灯泡被评为省优、部优产品,行销大江南北,出口亚非拉美。特别是高压钠灯、紫外线杀菌灯等特种灯泡,更是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些年车间工人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当然收入也就高。有的车间奖金能抵得过工资,那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生产上去了效益也就高,效益高了企业文化也就如沐春风,蓬勃发展。那些年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文艺宣传队、书画活动室、厂区美化等等都搞得如火如荼。那几年我在厂后勤部门工作,有一年的植树节,厂里买来了玉兰、垂槐、月季等观赏花木栽到了厂门内两侧,其中就包括如今仍在厂门口守候着旧时家园的这株红玉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新技术、新光源产品的不断引进,受到南方蜂拥而起的家庭式灯泡作坊的冲击和节能型光源产品的渗透,全国国有灯泡行业出现了全面的萧条。因为小作坊生产的灯泡灯管虽然质量差、寿命短,但是价格极其便宜,甚至大大低于国有大厂的生产成本。随之而来的就是灯泡生产存在的耗能高、污染大、劳动密集、效益低等普遍性的问题,政府要求企业迁出市区,远离居民。济南灯泡厂于2003年迁往历城东郊。
搬迁,对于老百姓尚且“搬家穷三年”,更何况拥有近十个车间,上千台机器设备,三千多名在岗职工的偌大一个企业,搬一次家是伤筋动骨的。果不其然,经历过这一次大规模的迁厂,生产一蹶不振。再加上全国灯泡行业,甚至日用轻工产品生产企业全面低迷,逐步都退出了市场。2007年,济南灯泡厂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时的老厂区,崛起了一片高档居民小区,宏大美观。大门还是原来的位置,门口那棵红玉兰,虽然历经风霜雨雪的侵蚀,仍坚贞不屈地年年迎着春风,绽放着红樽玉盏般的朵朵玉兰花。越是夏日炎炎,那绿叶越是湛青碧绿。像极了当年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职工,“天大热,人大干,立足岗位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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