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冠深
于更亮在我们于庄村的辈分最高,而且是唯一的最高。换言之,就健在者而论,他要在村里找跟他同辈的(男)人,只有照镜子。故全村绝大多数的人都叫他老爷爷。平常我也叫他老爷爷,但严格按辈分排,我就得叫他老老老爷爷了。七十多年前我刚记事的时候,他就是老两口过日子。那时的“老两口”也不过四十多岁,是典型的“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上”。人穷辈大。这位并不年老的于更亮老爷爷,就是我们村里最为贫穷者之一。照我想当然的解释,那个繁体字的“窮”字,乃土屋、洞穴下面,立一个弯腰弓背的人。这当然是穷人的形象。一者,穷人是体力劳动者,弯腰弓背是劳动的常态；一者,穷人在社会上,腰杆是难于直起来的。于更亮老爷爷截然相反。他身材高挑,腰杆和脖颈都直。村里人说他倔杠。他好像不曾笑过。至少我没见他笑过。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冬天的清晨,穿一身黑色的棉衣,昂着剃得精光的头颅——头颅很亮,以致有乡亲背后打趣:“怪不得叫于‘更’亮,别人脑瓜再亮也亮不过他,他‘更’‘亮’嘛!”——背一个粪筐,围着庄子转悠。
上边我说,我不曾见这位老人家笑过。这里我补充一句:土改以前固然如此,土改中他是积极分子,不光分了地,还要了个儿子,按说应该笑了,还是没有,至少是我没见他笑过。兴许因为大半辈子不笑,脸颊的笑肌已然僵化乃至于退化也未可知。所谓“用进废退”。说不准是一九五几年了,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有一年的冬天或者也许是初春,因为多数农户在麦秋季被征了过头粮的缘故,人们的口粮已经吃紧,村里来了两个区上的干部,住在村子里房舍比较宽绰的我叫大爷的一户人的家里,动员大家交售余粮。
那是一天晚上,驻村干部在房东家的北屋里召开群众大会。我也跟大人一块去了。与会者都坐在地上或自带的马扎子、小板凳上。先是驻村干部声色俱厉地讲话。会场气氛压抑。于更亮老爷爷家和另外几户,是驻村干部眼里的余粮户。面对驻村干部的一再启发,我院中的一位叔叔欠了欠身子,试试量量地说:“这个,么,我也卖点儿……”在他之前,还没有别人说卖,不知他那个“也”字从何而来。然则他立即受到驻村干部的呵斥:“什么?你也卖点儿?什么点儿?小数点儿?米羊(即蚂蚁)蛋子点儿?收起你那一点儿来吧!”昏暗的油灯光下,我叔叔脸色黄黄的不再言语。
那时候我们于庄的村民,多数是文盲。即使上过年把两年私塾多少认些字的,也不一定晓得“小数点”是啥劳什子,难免懵懂。好在驻村干部说了“小数点儿”后,又土洋结合,“米羊蛋子点儿”云云,相信所有与会者就没有不明白的了。没有人再主动说卖。驻村干部干脆点名。“于更亮大爷来了没有?”驻村干部问道。老爷爷闻声站起身来。“你卖多少余粮?”驻村干部又问。“我没有余粮。”老爷爷回答。“你没有余粮谁有余粮?”驻村干部提高了嗓门。“别人谁有余粮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没有余粮。”老爷爷的嗓门也有所提升。“你说你没有余粮就没有余粮吗?”“你说我有余粮我就有余粮吗?”如此这般,你来我往,老爷爷跟驻村干部叮当了好一阵子,即使驻村干部气急败坏地施以训斥,老爷爷也始终挺着腰身,梗着脖子。这天晚上的表现,或可视为老爷爷倔杠的一次集中表现。我对老爷爷的倔杠,当初仅止于佩服而已。现在则更觉得,这是一种志决的坚守,一种不屈的孤傲,是对往昔贫穷命运的顽强抗争,是对当时不合理现象的果敢拒斥,其中有着英雄主义的因子,或不妨干脆说是另一种类型的英雄主义,令人想起那句一想起来就不免肃然甚而至于竦然的古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于更亮老爷爷有一句名言在村里流传:“我大年初一是爷爷,过了初一就是孙子。”这话是他在土改以前的自嘲。所谓大年初一他是爷爷,是说全村的人拜年除极个别者外都叫他爷爷或老爷爷。初一一过,由于穷的缘故,他在村里便被人瞧不上眼,仿佛孙子一样没有了地位。“穷孙,穷孙”,人一穷便难免沦落孙子一样的低贱境地。一言以蔽之,大年初一的爷爷,是家族辈分意义上的爷爷；过了初一之后的孙子,是社会意义上的孙子。何其透彻也哉!何其精辟也哉!当然是痛彻肺腑的透彻和精辟!一个有过如此痛彻肺腑的透彻与精辟的自嘲的人,当然拥护土改,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取得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得到占全国人口多数的穷人的拥护。上述驻村干部,认识了几箩筐方块字,晓得了整数后边的小数点儿,就忘记了自己在政治上姓什么,不知道他根本不可以用那样的态度和语气对群众,又特别是对刚刚翻了身的穷苦群众说话。甚矣,斯真不足为训。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