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活的乡村,文化生活贫瘠,唯一的黑白电视机经常停电,根本看不了,只能听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世界。
有段时间,除了家里的收音机外,还有个绑在村里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每天一早就播《东方红》。人家是闻鸡起舞,我们是村里的广播一响就起床。广播里不是新闻就是歌曲,那时候我跟着广播学会了很多歌。
暑假,闲得发慌,看过能借到手的所有的书后,就是听收音机。我听过完整的小说连播《玉娇龙》、《萍踪侠影》,还有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天狗》《鸡窝洼人家》等等,可以说早期文化教育就是广播给我的,广播用最美的声音熏陶了年少的我。
1988年,我春节里生病,治疗过程中药物中毒,随后又开始漫长的治疗,中医西医一起上。1989年秋天,在武汉同济医院做过各种检查后,电测听力双耳100分贝,被耳鼻喉科的专家判了死刑。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声音。
当上帝收起声音时,我在无声的孤岛里苦苦泅渡,无论往哪个方向迈步,都走不出被人歧视的怪圈,但我心里却始终不肯接受将和耳聋相伴一生的判决。
我的同学在湖北中医学院读书,她带我去她的学校治疗,还是无果。我试了藏红花、雪莲,就是为了治耳病,还报了气功班,真的走火入魔了。
年岁渐长,眼见着我爱过的人和别人结了婚,眼见着我听力很差的堂哥找了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堂嫂,天天吵架却死不离婚,凑合着过日子。我无法接受这无奈的生活,执意远走南京。
南京是六朝古都,城市大得让人自感渺小。那时候,我已经发表过好几篇作品,认识了各地健全或残疾的朋友。在南京,我遇到了我的爱人。
初到南京时,一切都不顺利。混迹社会底层,靠卖书报维持生计。住外来人口公寓,十几家公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走10分钟,用一元一度的高价电,打6毛钱一分钟的公用电话。在阳光广场占道摆摊卖书报,那里是高校教师、高级白领集中的地方,他们爱心浓浓,买我的报纸,买我的豆浆,给我们一条生路。爱人用卖报纸挣的钱买残疾车开,本来日子还能过下去,在南京严打三小车后,我只得抱着半岁的孩子和爱人一起去了他家所在的浦口区谋生。
在陌生的环境,找不到工作。我写了一封信,抱着自己发表的一大袋作品样刊鼓起勇气去找分管残联工作的领导。2个月之后,我终于有了工作!
在南京10多年,艰辛的打工生活之余,我一直没有放下读书,写作。2005年,我加入了南京市作家协会,2010年,我升级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初,我参加江苏作协举办的丛书征集,在全省30多个作协会员的竞争中成为幸运的十分之一,获得了免费出书的名额。
这些年,工作换了好几份,现在我们两个进城的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房子虽小,但终究是我们两个苦出来的,孩子也在我们身边读书。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的话,就是对声音执拗的追求。我想做人工耳蜗,回到有声世界。想和常人一样听到孩子喊妈妈的声音,听到手机里的音乐……如果能够听得见,即使只有3天的生命,我也能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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