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突然病故,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深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大陆以知识阶层为主要读者的《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怀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的杰出青年学者。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
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则无疑是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在南京大学念书时的硕士生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讲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至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更多的人却是在牢骚满腹中步履蹒跚地在学院中蹉跎一生。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盛行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上世纪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著有《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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