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仁认出了复员证上的自己,久久不愿放下证书。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这张登记表记载了老人的抗战经历。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口述人:高吉英(高传仁的小女儿)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杰
鬼子大扫荡,农户帮他们藏身
我父亲在部队里任侦察员。他与战友经常在村外主干道上偷袭日本人。他跟战友一人一边藏在路两旁的草丛里,看见日本兵骑马过来,他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绊马索拉起来,绊倒马匹,俘虏日本兵,战绩不错时,一天能俘虏五六个。不过,父亲他们一旦不成功,就可能被日军活捉甚至砍头。
父亲谈起次数最多的还是他们反扫荡的那场战斗。当时,日军集合千人兵力进行扫荡,鬼子的战斗力很猛,虽然他们团是当时周边地区最强的抗日部队,可还是被鬼子给打散了,包括他们连长在内的很多战友都被日军打死。
被打散后,父亲和另外六七个战友逃到附近村里,躲在一家农户的牛栏里。后来,农户主人又让父亲几人躲到了里屋的橱子里。
橱子是嵌在墙里的,后面有个通道直接连着窗户,顺着窗户爬出去后,父亲几个人就躲在胡同下面的地沟里。
父亲说,当时连长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颗手榴弹,一旦谁被逮住了,就和敌人同归于尽。庆幸的是,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几人。据说,他们那场仗打得很惨,他们打死了十来个鬼子,但损失了几十个人。
随着父亲年纪增大,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不过,他以前跟我说过,去世后立碑时,一定别忘了在上面刻上他抗日打过鬼子的事。
复员后不搞特殊,拒绝政府安排工作
在采访中,高吉英展示了高传仁当年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该登记表简单勾勒出了高传仁的抗日经历:1938年参加了抗日红枪会；1943年5月在历城参军,编入泰安县独立营二连；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编入鲁中军区特务营四连当侦察兵；1945年7月,编入鲁中军区八纵第四师第十二团侦察连……
根据该登记表记载,高传仁作战非常勇敢,军事素质过硬,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另外,高传仁还曾在华东第二编练基地接受过坦克驾驶训练,可在一般地形下驾驶坦克。
高吉英称,高传仁性格沉稳踏实,不爱说话,也不爱搞特殊化。从部队复员回家后,历城区政府曾为他专门安排工作,但高传仁却以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为由拒绝。之后,他又以同样理由拒绝了村大队让其在生产队开拖拉机、当保卫等差事。“最后,他选择在生产队电磨组当组长,始终在劳动第一线。”
高传仁的儿女们心中一直有个遗憾——没有趁高传仁身体好时,多听他聊聊当年的抗日经历,为他保留一份文字记录。“那时候我们没这个意识,他也不主动讲；现在知道历史珍贵了,他也老得说不清楚了。”
身患老年痴呆,依靠低保过活
高传仁家住历城区仲宫镇刘家村。记者近日来到他家时,老人正躺在一个躺椅上。老人神情呆滞,面对来客或者家人都只是“啊啊”地叫着,已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我爸今年92岁了。他现在越来越迷糊,常喊饿。有时刚吃过早饭,就又要东西吃,还说自己已经四五天没吃饭了。”高吉英称,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随着年龄增大,病情也越来越重,“连我们都快不认识了。”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高吉英向记者展示高传仁的复员证时,躺在床上的高传仁忽然流出泪来,他哆嗦地指着证书上的照片说“这是我啊……”老人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记忆也随着病痛模糊了,但老人手握着复员证,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久久不愿放下。
高吉英称,老人的下半身现在已无法活动,每天晚上都需要她来帮老人翻身。虽然眼下天气转暖,但因腿脚血脉不循环,老人仍穿着棉衣,盖着毯子。
作为村里的低保户,高传仁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项:低保金和9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补贴,两项加起来每季度2052元。这些根本无法满足老人的日常开销,“父亲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了,医药费的开销很大,买两盒药就得花100多块钱,还得照料我哥,生活很辛苦。”高吉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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