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这是个问题。当南海仲裁闹剧在中国人“不接受、不承认”的抗议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引爆的又一波爱国浪潮却又一次将“爱国”冲刷成舆论场域里的关键词。
爱国乃人之常情。正因如此,当南海裁决的那张“废纸”飘过的时候,面对不公正的裁决方式与裁决结果,几乎每一位中国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屑与愤慨。爱国成为这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最明丽的基调。但是,当爱国以围堵肯德基、抵制苹果手机甚至侮辱攻击同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争议便不可避免。
□王学钧
爱国不是“糊涂的爱”。《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指出,“爱国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但凡促进国家进步的举动,都是爱国行为。反过来,如果只满足于呈现爱国的姿态,甚至以为只要‘爱国’就能为所欲为,不惜伤害同胞利益、损毁公共财产、破坏社会秩序,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爱国必须诉诸正确的方式。《南方都市报》时评《爱国要有法律底线,表达须守群己权界》认为,公民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无可厚非,但表达的过程、方式并不因表达内容的“当然正确”而没了边界、突破规范,“你的表达自由以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为界线”。《南方日报》评论《爱国也要讲究正确方式》则强调,抵制不是正确的爱国方式,“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有血性,更要有文明和理性；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思考和法制意识；不仅要有爱国心,更要有奋力强国的实际行动；不仅要有民族主义立场,更要有大世界的眼光和大国民的素养。这才是正确的爱国方式。”
有的媒体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评析“抵制”的“好心办坏事”。《中国青年报》在《抵制不是爱国的最佳选择》一文中提醒说,如果说在一百年前,“抵制”还说得上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今天,“抵制”可能就是“伤敌五百,自损一千”了。抵制菲律宾的芒果干,利益受损的不仅是菲律宾的果农,还有中国的进口商、批发商、经销商、淘宝店主、运货工人；抵制肯德基这家美国企业时,最直接的受害者不是远在美国的百胜集团董事会,而恰恰是数以万计的中国肯德基基层雇员。
有的媒体则从心理机制上解读“非理性”爱国的危害性。《新京报》发表的《爱国情感泛滥也会误伤他人》一文指出,爱国情感作为一种“内群体偏好”,如果不诉诸理性,可能会因“内群体外群体偏误”而在泛滥中伤及他人,伤及国家。《法制晚报》时评《你们是爱国还是爱闹》也深入到“心灵深处”打量某些“爱国者”:“除了一部分真爱国但是容易被洗脑的人,我们不得不说,总喜欢掺和这种事的‘老司机’绝对不是爱国,而就是爱闹——他们就是不喜欢井井有条的秩序,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喜欢找个借口与理由发泄一下,就是喜欢幻想着‘法不责众’混在人堆儿里不被揪出来。”凯迪社区时评《他们为什么选择抵制肯德基?》也探问某些人的真实动机:“爱国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最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也是最廉价的情感付出。其他的美德,比如孝心,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
当然,在一片批评声中,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发出。《新京报》评论文章《抵制肯德基不必过度反应》认为,抵制肯德基事件很大程度上是“传播事件”,参与的人数和抵制的程度都相当有限,媒体的表现“很可能是一种过度反应”。知名学者张颐武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爱国情怀的抨击嘲讽失焦了》一文,认为这次国人对南海裁决的反应总体上是理性的,一些人“想把爱国情怀解释为盲目和不理性,却并没有得到事实的印证,这使得他们的议论在现实中完全失焦”。
而这样的现实,恰如《环球时报》评论文章《个别荒唐现象是“爱国主义”代表作吗》所说的,比起前两年,人们的爱国行为已经“克制多了”,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成熟”,因此,不能以抵制肯德基之类的“个别荒唐现象”来否定爱国主义。总编辑胡锡进还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我今天专门买了一份肯德基吃,我觉得这与爱国不爱国毫无关系。以政治原因反对吃肯德基,这也绝非爱国主义阵营的旗帜。对爱国主义看不顺眼的人,也请别对错了焦,指桑骂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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