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
玉米剥完皮的时候,父母会将它们编在一起,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梧桐树杈上。那黄的、红的玉米,让已经开始落叶的梧桐树看起来喜气洋洋的。当然,哪天那玉米叶被雨水给浸泡得朽了烂了,又被麻雀一啄,忽然间挣断下来,砸了脑袋,父母就会发了愁,想着要赶紧弄到平房上去晾干了,剥下玉米粒来,卖了换钱。
于是全家总动员,又开始了无休无止地剥玉米粒的浩大工程。有钱的人家会买一个剥玉米的小机器,将玉米棒扔进去,就自己给剥完了。可是父母也只是聊起时羡慕一下,又让全家埋头一起剥玉米粒了。天已经很凉了,于是战场转移到屋子里去。每天吃完晚饭,母亲都会将一个大盆放在屋子里,将她已经搓出一道“玉米沟”便于剥的玉米棒丢在我们面前。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玉米粒打在盆上的声音。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节目,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扯。母亲总是抱怨钱不够花,让我和姐姐在学习上节约一点。父亲也会跟着附和几句,但很快他就厌烦了这样的老娘们儿的烦恼,开始转移话题,比如考我和姐姐做算术题。
这样的考试,很容易带来危险。我知道一斤玉米值多少钱,我也知道一斤玉米能换多少油条或者馒头,可是,我却无法像父亲要求的那样,准确快速地算出五十麻袋玉米能变成多少件衣服或者多少斤大饼。我像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那样,支着下巴,紧皱眉头,苦思冥想,但我并没有天才们的好命,可以灵感顿开,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些奇怪的数字总是离我很远,好像我天生跟它们无缘。我不明白父亲怎么就对玉米换油条的事情那么有兴趣?难道他从小也没有吃够油条,所以才加倍地将这种欲望放置在数学一塌糊涂的我的身上?还有母亲,明明没有文化,却也一起考我。她不钟情于吃,所以她的考题永远都是关于针头线脑的,比如一斤黄豆能买多少尺粗布,一尺粗布能做几个书包?还有,十个鸡蛋值多少钱,如果换顶针,能换几个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一定把我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仙,恨不能将所有对于生活的热望,都通过我来实现。如果我回答得准确,他们会满意地丢给我一个玉米棒,让我离开纸笔,继续干活。偶尔还会由此扯开话题,谈及针线的价格或者粗布质量的好坏。但大部分时候,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我总是会被父亲的一声大喝给吓得魂飞魄散,继而吃父亲的一个巴掌。但这样也没有结束呢,父亲会派姐姐来监督我,让我继续算那永远跟我不肯亲密的结果。我坐在那里,憋得快要尿裤子了,只好可怜巴巴地求助姐姐,快将那个要命的结果告诉我吧,如果她能帮我一把,我以后一定给她买几斤油条吃,不,哪怕一屋子的、一天井的油条也可以。
每次,等到我饿得眼冒金花的时候,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的存在,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后,终于肯将我解放出牢笼。那时我总是脑子晕乎乎的,想,秋天快快结束了吧,这样,等漫长的冬天来了,玉米都剥完卖掉换成钱了,或者变成了玉米面,做成了“咸糊涂”(玉米粥),父母便再也不会无边无沿地给我出算术题了。
可是,秋天太长了啊!除了玉米,还有大豆、棉花、地瓜、芝麻。地里总有收割不完的庄稼,我也总有千百个理由被因收割而疲惫不堪的父母苛责。我很想找一个人,问一问他们那里的秋天,除了收获庄稼,也要收获巴掌吗?但我永远都是那个孤独的长不大的小孩,行走在秋天的田垄里,捡拾着棉花、稻谷,啃咬着微甜的地瓜,想着什么时候秋收能够结束,大雪覆盖了整个的田野,一切都寂静下来,而劳累的父母,也终于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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