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据说当前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诗人注定是寂寞的。但红尘的喧嚣并没有将孔孚淹没……他的诗作、诗论和墨宝,都会作为民族的文化财富经受时间的考验。渺小的我能够和孔孚有四十八年的交往,其间出过丑、犯过错,让我愧悔的同时,更感到庆幸。
孔孚(1925-1997)是以诗人名世的,却自认为他的书写第一,诗歌第二,而且他拒绝把自己的字叫书法作品,因为他的字是不拘任何成法的。的确,孔孚的字以行草为主,笔画和布局都不同寻常,真是随兴所至,飘逸潇洒。不过,你知道他是怎样写出这些墨宝的吗?看他的字,大概都会以为他是一挥而就、笔飞墨舞吧。我原来也是这样设想的。
孔孚写字一般不让别人在场,在他晚年写赠给我一幅墨宝时,竟破例让我在一旁抚纸。这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写字。只见他凝神屏息,目不转睛,用左手握笔,战战兢兢、颤颤抖抖地挪动着笔锋,那么缓慢,那么费力,真像蜗牛爬行。他笔下的线条与其说是线条,不如说是许多个“点”的连续。他写字时的神情,远不是我所设想的酣醉迷狂、飘飘欲仙,而是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在他的身边,我分明感到了庄严神圣的气场。
拿回赠字,我思潮翻滚,想到孔孚自幼伤残了右手,从此就把右手套起来,他该经受了何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折磨,才逼出了左手的娴熟自如!进而我也明白了他的诗歌和为人。那“高、淡、白”诗品背后原来是呕心沥血的修炼,那超凡脱俗的人格追求背后原来是五行山下多年的挣扎和抗争!相交四十多年,以前对他的了解太肤浅、太片面了。
1949年秋,我考进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不久,写了一篇三千来字的小说《信》,寄给《大众日报》(在济南),很快发表。当时孔孚在《大众日报》文艺部做编辑,那是我和孔孚文字之交的开始。抗美援朝开始后,经常在《大众日报》看到他的短诗,都是配合政治任务的。
1951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到济南参加山东省文代会,他让我写了一首短诗带给了孔孚,但没有发表。1953年,我所任教的工农速成中学由胶县迁到济南(附属于山东医学院),与孔孚开始直接交往,不但到编辑部拜访过他,还到他家里去过。
我们曾数次一同参加聚会,印象较深的是1954年底的一次诗歌座谈会,孔孚、徐北文(那时他刚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都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省电台的一位播音员还朗诵了他们的诗作。唯独冯中一拿出写好的文稿循规蹈矩地念了一遍。我对孔孚、徐北文由衷赞赏,暗笑冯中一的拘谨。不料几个月后开始了反胡风运动,孔孚、徐北文和我全都“落网”(半年后解脱),而冯中一却安然无恙。记得在党委问我对孔孚的看法时,我已知道他被隔离审查,仍然说对他“印象很好”,并认为这样说是心口如一,对党忠诚老实。
1957年的另一场风暴中,我和孔孚都落入“另册”,受到了惩处,多年毫无联系。1964年冬,我正以戴罪之身在山师附中教书,他竟大模大样地到学校里来找我,交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封,里面是他新写的一首政治抒情长诗《干杯》,希望我提些意见。那时我刚刚写了一个独幕剧《从小看大》,准备在学校的新年晚会上演出,就把油印稿交给他,请他指教。
几天后,他到我的单身宿舍(那时我的家属住在娘家),对于彼此的稿子谈了些意见。稿子之外的话题一概没有涉及,就不冷不热地分手了。
又是多年没有联系。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孔孚和我都走出另册,获得新生。
1980年暑假后,我调入山东师范大学由田仲济先生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报到之后才知道,孔孚已在1979年冬调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田先生把我俩编为一个课题组,具体任务是共同编写一本中国新诗史。恰在这时,我听到了有关孔孚的一些逸闻趣事:“文革”狂飙中,他一直坚持以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为内容练习书法。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后照常教孩子读诗,把斗室之内营造得诗意盎然……我赞叹又倾倒:这才是超凡脱俗的诗人气质!从此把他当成了崇拜的偶像和零距离的亲密兄长。
那时孔孚的山水诗创作势头正旺,他家经常招待各地报刊的编辑和诗友,多次邀我作陪,我也毫不见外地逢邀必到。此后两三年的相处中,也有过一些摩擦。例如,1982年初,他在家招待一位外地客人和徐北文,邀我作陪。交谈中徐北文对“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表示异议(后来的中央文件果然纠正了这个提法),我凛然地提出抗议,要他收回,不然就退席。徐北文大度地敷衍过去了。这类细小纠葛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
田先生对于“新诗史”课题的设想是:五年左右完成,体例以诗歌流派为主。我俩首先查看了山师图书馆里的新诗方面的藏书目录。1982年秋一同出发到北京查阅,得知清华大学图书馆关于新诗的藏书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就住在清华大学的普通招待所(另有一个高级招待所),每天到图书馆去抄写一本本的新诗集。
那时复印机很稀罕,复印费高昂,而且这些新诗集已属珍本,都不准复印,我俩就用复写纸复写,一式两份。星期天图书馆闭馆,我俩就自由活动。在清华图书馆共同抄写了半个多月,又到北大图书馆去抄写了两三天,最后到北京图书馆去了半天,然后一同返回。
这次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收获颇丰。我俩抄写了几十本新诗集和几篇重要的论文,还记下了馆藏的有关新诗的全部目录。我还拜访了九叶派的女诗人郑敏,孔孚则拜访了钱钟书等人。回校后我就紧张地投入了新诗的研读,和孔孚的接触比以前少了。
我俩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本来是附属于中文系的。后来田先生从上级申请到了正式编制,打算脱离中文系独立出来,单独招收研究生。为此,1984年冬,田先生召集开会,让几个课题组汇报进展情况。我俩承担的新诗史进展情况最差,那时我们只发表了几篇诗人论,连一篇流派研究也没写。田先生要求各课题组加快进度,力争能够在暑假后给研究生开出课来。孔孚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承担这个课题任务,申请退出,以便腾出位置,另聘研究者。我不愿让他退出,故意说了些刺激性的话,不料把他气病了。多亏我的同学、诗人山青得知后,及时批评了我,我真诚地向孔孚赔礼道歉,朝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俩都流出了眼泪,于是和好如初。
孔孚的山水诗创作一进再进,影响越来越大。1990年4月,在他的故乡曲阜召开了全国性的孔孚山水诗研讨会。我当时正在闹肠炎和肩周炎,没有到会。但提供了两篇用心写出的论文:《孔孚山水诗的两种审美心态》和《孔孚山水诗的两种创作机制》。会后得知,这次研讨会质量很高,收到论文数十篇。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诗人贺敬之和夫人、诗人柯岩以诗友身份到会祝贺并发了言,贺敬之盛赞孔孚的成就,诙谐地称他为“孔老三”(接续“孔老二”之后)。孔孚的发小和老友徐北文恐怕孔孚飘飘然,发言提醒他:“别忘了你原来叫孔令桓,现在和今后仍然是孔令桓!”孔孚委屈得当众大哭。这就是率真的孔孚。怪不得年龄比他小、辈分比他高的孔范今教授说:孔孚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由于评职称只看“科研成果”(即论文),不承认文学创作成绩,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孔孚于1986年离休时只是副教授职称。尽管孔孚力求在生活上也像审美境界里一样超凡脱俗,无奈各项生活待遇都和职称挂钩,身在红尘中的孔孚面对种种实际困难不可能置若罔闻。校内外的知情者普遍为他打抱不平。有一次我和孔孚参加一个由山大和山师联合举办的活动,在大家共同推荐下,山大副校长乔幼梅当众宣布:“我个人完全同意聘请孔孚先生为山东大学名誉教授!”全场热烈鼓掌祝贺。但由于审批手续复杂,不了了之。此后又有不少热心人共同签名请求上级批准孔孚为教授,也成泡影。
日益增高的盛誉并没有让孔孚停歇进取的脚步。曲阜研讨会之后,他即准备出外游览以搜集素材。不料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低烧不退,不得不住院治疗。1992年查出食道癌,动了手术。他一面顽强地和疾病抗争,一面继续在诗艺、诗学和书道上攀登。
孔孚大哥晚年对我更加亲切。1995年5月,我陪他一同出席了孙国章的诗歌研讨会,随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一次真正的作品讨论会》(发表于《济南日报》)。其中说,“这是一个规格很低而品格很高的讨论会……老诗人孔孚在病休三年后第一次出门,他动情地说:国章是真人,写出了一些真诗,有的我写不出。但国章的诗还是浅一些,没有把人生、自然、宇宙统成一体。”我把报道念给他听,他连连夸奖:“标题好”,“这措辞好”,“写我的这几句话的确抓住了要点”,“家乡的功夫确实大大长进了”。我至今还记得大哥说话时那微笑的慈祥的神态和又轻又缓的语调(这和病前是不同的),也记得我当时内心温暖又凄然的感觉。
1996年初,综合性的《孔孚集》出版(遗憾的是没有收入他的墨宝),仅出1000册,定价50元。孔孚不但没得稿酬,还要对出版社的经济损失有所补偿。宋遂良教授在发表的书评中,捎带着做了广告,让亲友谢绝赠阅,付款购买。孔孚要赠我一本,我坚持照例付了款。回家捧读,除了重读了他的诗作,更着重拜读了以前很少用心的他的创作谈和诗论。我进一步体会到了他为探求诗艺对中国古典诗歌、“五四”以来的新诗以及西方象征派、意象派诗歌等各方面所下的苦工,也进一步体会到了他老而弥坚地开创诗歌“划时代”“里程碑”的信念。
孔孚于1997年4月27日辞世,我当时正在国外探亲,没能聆听大哥临终时的叮嘱,成了无法弥补的憾恨。
据说当前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诗人注定是寂寞的。但红尘的喧嚣并没有将孔孚淹没。2013年1月,《孔孚:一颗诗心在燃烧》专题片在山东电视台播出。他的作品进入了阅读教材和各种选本,知音越来越多。他的名字已成为当代诗歌史中耀眼的明星。他的诗作、诗论和墨宝,都会作为民族的文化财富经受时间的考验。渺小的我能够和孔孚有四十八年的交往,其间出过丑、犯过错,让我愧悔的同时,更感到庆幸。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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