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在菜市场遇到一位姓严的工友。我们之间的称谓只能是工友,企业改革去行政化,我们的行政级别全部去掉,在劳动保障部门一律以企业职工入册。不敢妄称某长,只称哥们。他小我七岁,是个小老弟。告诉我,他退休了。
我们那时的“做工”不叫“打工”,而是叫“革命工作”。工作的工厂叫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实验厂。我去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而叫红卫化工二厂,主营产品是黄磷。社会人不愿意叫学名,直接叫黄磷厂。
那是个好厂,说它好是产品在基础化工原料中举足轻重,可是黄磷是剧毒品,人人闻之色变。1970年我们一群年轻人就是以一种献身的精神从事这项生产的。当时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黄磷浸泡在水里保存,它的燃点极低,只有37℃,一离开水就燃烧。燃烧起来十分恐怖,烈火腾腾,浓烟冲天,可是,我们这群玩惯了火的人不怕,工友们说了:一泡尿就能把它浇灭!包装黄磷的桶是铁质的密封桶,看似坚固,殊不知,时间长了,桶会腐蚀会漏,一旦桶里的水漏完,黄磷就自燃起来,火势逼人,谁都不敢靠近。不靠近还有一个原因,磷烟剧毒,谁愿意去送死?这样运输就成了问题,几次在货运列车上发生火灾,铁路部门不干了,谁敢运这样的危险品?可是黄磷是“战略物资”。几经协商,工厂与铁路达成协议,由工厂出押车员,一节专列派两名押车员,故事就出在这里。
小严是押车员,还给他配了一名张姓工长做领导。大热的天,两个人守着消防桶坐在闷罐车里。车到一个小站,短暂停靠,小严看到站台上有个水管子,就甩了衣服下车冲凉,怕手表进水,摘下来放到水池台上。这时开车铃声响了,小严使命在身,抬腿就往罐车上跑,猴似的一跃而上。列车开动了,他才想起那只上海牌手表还在水池上。哎哟妈呀,这可怎么是好,一块表一百二十元,是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而且还得不吃不喝。一个工人全部的身价都在那块表上!好个小严,连想都没想,顺着列车开行的方向就跳下去。那位张工长一看,傻眼了,小严要是跳出人命,他可是要负责的!心下一急,忘了押车的责任,也逆着列车运行的方向跳下去。小严没事,跑到水管边拿到了那块表,张工长却摔晕了,送到医院抢救。为这事,两个家伙都受到大会点名批评,本来严肃的批评会开成逗乐会,“革命的同志们”一边听会一边哈哈大笑,会场乐翻了天,小严就被乐成英雄。以后我问过小严,你怎么就练就了铁道游击队的功夫?小严说,我是顺着火车跳,那个傻小子逆着火车跳,他能不摔晕吗!
黄磷厂选址在城市边缘,四周全是庄稼地,少有人迹。黄磷生产污染严重,它的排水、空气都给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旁边的山东大学数度抗议没有用。黄磷的排水污染了下游农民的藕池,农民来了,不由分说,先抢食堂,后堵大门,黄磷的电炉停火了。黄磷厂的失败在于工业布局的失策,从布局开始就错了,给社会带来产品的同时也带来灾难。
关掉的黄磷厂并入红卫制药厂,看这名字起的,带着时代的标签。一群年轻人又转入有机化学的合成工艺专业,缺乏今天倡导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管理,不懂世界制药企业还有FTA管理,把“干打垒”当成神圣,把生命代价叫做献身。他们还是干出了追赶时代的医药产品,呋喃类产品出口创汇,一时利润惊人。
不久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入住,这个工厂归属于这个研究机构,衍生出心脑血管类、解热镇疼类、抗菌类、精神类、计划生育类五大类型的产品。可是医药工业研究所占领了这块适宜发展的土地后,很快又与它的实验厂脱钩,实验厂没有专心致志做大做强自己的本行,以后它实行股份制,进行私有化改造,换了无数辉煌的名字,却昙花一现,那口号里的辉煌最终褪掉一夜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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