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家雷
汉代的李陵与明朝的张辅两位历史人物身不由己的“生死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
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李广利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关,哪知道这个外戚李广利一遇到敌人就溃败,全然不顾李陵的几千步兵,丢下大军逃之夭夭。迫不得已,李陵率孤军深入浚稽山,遭遇匈奴8万骑兵的围攻。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李陵斩杀敌军1万多人,终因主力部队后援迟迟未到,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终全军覆没,李陵本人不幸被俘,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回京城后,朝廷大为震惊,汉武帝勃然大怒,当即把李陵全家老小关入死牢。当时,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义愤填膺,纷纷义正辞严指责李陵。唯有太史令司马迁为之辩解,替他说了些好话。结果惹恼了皇帝,盛怒之下,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定了死罪。后因无钱保释免罪,不得已,只得被处以宫刑。在汉武帝看来,太史令的辩解多少有点”不识好歹“——既然抓不到李陵,正找不到地方撒气的皇帝,迁怒于司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
设想一下,如果李陵真的以身殉国了,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不难想象,极好面子的汉武帝一定会将李陵树为先进典型,弘扬其先进事迹,也可能会为李陵立碑撰颂、筑庙烧香,供后人瞻仰,甚至还会为李陵封侯,其家族加官晋爵,受到褒奖,世代恩宠。可是,李陵不但没有战死,竟然还投降了。历史的荒诞,让李广一家的名将神话变成了笑话。这一事件连累司马迁差点被杀头。如果他不能“隐忍苟活”,哪里还会有这流传千古的《史记》呢?
张辅的经历恰恰相反,为了名节他只能被迫“舍生”。
张辅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河南开封人,出身世家,是靖难之役第一功臣张玉之子,明朝初年的重臣、名将。其人不苟言笑,治军严明,极善统兵。早年间随父参加靖难之役,累封新城侯。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张辅随明英宗北征瓦剌,英宗率50万军队御驾亲征,结果大败于蒙古兵,大明皇帝被活捉,史称“土木堡之变”。正史记载,张辅在这场战役中效命沙场,以身殉国。
但在查继佐的《罪惟录·张玉传》中,却有着这样的记录:“辅败逃还,知不可生,自缢死,家人以阵亡闻。”也就是说,久经沙场的张辅其实并未阵亡,而是在贴身侍卫的保护下,趁乱易装逃离前线,几经辗转,潜回京城,隐匿家中。
这段史料,为我们刻画出历史的另一种吊诡。明英宗战败被俘,举国震惊。一代名臣于谦率众保卫北京,支持景泰帝监国,保住大明社稷。对战争中的将士论功行赏,褒奖安抚,追封“壮烈殉国”的张辅为“定兴郡王”,并上谥号“忠烈”。
张辅看到自己“身后”的极尽哀荣,身心疲惫。在冰火两重天中交替挣扎着、折磨着、煎熬着。回想自己一生,也是南征北战、东伐西剿,屡经战争洗礼,被誉为明朝军队的定海神针。此时,一旦真相败露,自己一生荣耀尽失,朝廷也将严查重罚,恐怕还会连累整个家族。现在自己已官居显爵,声名远扬,且已七十高龄,无论是为自己的名节,还是为家族的利益,综合考量,摆在他面前的,自行了断无疑是唯一且最好的选择。活下去成了最难堪的迈不过去的坎。英雄末路,心如死灰,年逾古稀,只欠一死。
终明一朝,张辅家族的英国公爵位世袭罔替,与明朝相伴始终,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英国公张世泽,在1644年为抵抗李自成率军血战,攻破北京时被杀,这个时候距离张辅之死已近20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家坐享这近200年的金玉满堂、钟鸣鼎食,就是靠张辅的老命换来的。
封建社会的君王拥有绝对权力,皇帝金口玉言,个人的生与死,完全要看皇帝的需要,便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七十多岁的张老将军从前线死人堆里爬回家,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朝廷,已对外诏告张辅“壮烈殉国”了。既然皇帝的话不能改,那就只能改他的命运了。朝廷需要他“壮烈”,那他必须“壮烈”,张老将军就不得不以死来维护皇家的颜面。好在,皇家也没有白要张辅的命,还给予了丰厚的回报。
总之,他的自我了断,就成了“一了百了,一好百好”的最佳“剧本”。对于整个家族乃至社会而言,这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效果最好的“好死”。史家也省去了很多麻烦,正史写起来就很容易光明正大了。
反观李陵,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朝廷需要他死的时候,他选择了生,尽管赖在人世上又苟活了二十多年,但不难想象,他活得很难堪,甚至生不如死。当然,李陵内心的煎熬苦楚恐怕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到了汉昭帝的时候,主政的大臣霍光曾派遣使者招他回来,他最终也没有踏进中原故土一步,这也可能是无颜见汉家父老了吧。
历史上好多“好死”与“赖活”的尴尬变奏,犹如一对冤家,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作为当事人李陵与张辅的人生,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五味杂陈,活着反倒成了最尴尬、最无奈的窘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他们个人的悲哀,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