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深山书院的千年文脉,在三重叙事维度中徐徐展开:空间维度上,从山门古树到碑刻建筑,层层揭开书院的地理密码；时间维度上,自春秋讲学至明建制,串起文化层积的时空链条；精神维度上,通过辨析史载与传说,揭示公冶长“忍耻担责”的人格魅力,如何超越时空成为文化符号。
　　突破实体书院的局限认知,公冶长书院的启示尤为珍贵:文化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建筑年代是否久远,而在于能否持续激活历史记忆。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文化遗产最动人的生命力。
　　□孙善光

　　因一次机缘,我到安丘市石埠子镇参观过一座书院。书院以公冶长的名字命名,藏在城顶山一处山坳中,环境幽静闲适,大有“林深人不知”的感觉。中国古代受传统文化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把书院选在这里,与清泉为邻,也不足为奇。
　　公冶长,春秋时期齐国人,孔子的高徒和佳婿,名列七十二贤才之二十,潜心治学,终生不仕。有关公冶长的史料记载不多,多在民间口口相传。公冶长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博通书礼。传说中他懂鸟语,因为这项特异功能,他身陷囹圄,险遭不测。公冶长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他因而“悲世路之险恶,随有幽之志”,拒从仕宦,隐居山林,读书讲学。
　　公冶长书院格局不大,傍依青云寺,房舍青砖琉璃、飞檐翘角。整座书院示人印象:环房皆山,裂石出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公冶长书院的这种建筑布局,极其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美学。泮池、泮林、碑、文庙与大门、门厅、讲堂、斋舍等多功能性空间相依。这样的建筑构造,我更相信是后人的重建与重构,以公冶长当时的财力,他是没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书院的。
　　公冶长书院前有两株非常粗壮的银杏树,葱郁苍茂,遮天蔽日,看来有些年岁。两株银杏树一雌一雄,据说是孔子携来的苗子,由孔子与公冶长一起手植,由此推算这两棵银杏树至少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也是人们进出书院的必经之路。仰望着这两棵古老的生命,我内心充满敬畏,有谁能像它们一样阅尽千年的风雨沧桑?
　　与古老的银杏树相比,书院显得十分年轻,其最显著标志有碑楼两座:右首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春立“公冶长读书处”石碑,左首为清康熙十五年秋建筑的“清廉碑”,分别记载着当时修复书院的史实。此外,还有清道光九年、二十九年各立石通碑一方。
　　我曾探究过公冶长受孔子赏识、受后人尊崇的原因。论学识学问,他不及子路,也不及颜回。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公冶长的史料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为人能忍耻,即使其被误坐了牢,也愿以此承担,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说的正是他的这种担当。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人品和气节才格外被孔子所欣赏。他有奇才,懂鸟语,留下了不少的传说,诸如书院周围青蛙因遭其训斥而不鸣、失信于鸟而遭鸟耍弄入狱。虽然一些传说带有神秘色彩,并不能让人信服,概因人品高尚而不去辨析“真伪”了。
　　任何的山水自然,任何的书院,如果注入文化基因就有了灵魂,就有了恒定的生命力。这不难理解岳阳楼、醉翁亭、陶然亭因范仲淹、欧阳修、张岱而声名远扬了,这也不难理解北宋以来的四大书院嵩阳、应天、岳麓和白鹿洞因为分别是范仲淹、司马光、程颖、程颐、朱熹等圣贤讲学之地闻名遐迩了。嵩阳书院更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公冶长书院的魅力在于,公冶长是中华传统文化忠厚品德的代表。公冶长的徒弟未曾见经传,他的著书也无据可考,但后人以公冶长的名头办书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借助名人效应,有利于文化传播和教育传承。一座隐忍在深山中的书院,要不是公冶长,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此参观拜谒?
　　单就书院本身来讲,其魅力不在庭院,而在一种教育精神的传承。在公冶长生活的年代,还没有书院的称呼,公冶长读书讲学的地方与私塾并无二致。就其书院的讲学实质,它无疑更接近私学。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及五代,在北宋初年开始兴盛。北宋书院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与理学的产生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公冶长书院作为书院名头的存在,始于明成化年间,不过几百年的历史。但作为私人读书讲学的场所则与古老的银杏树同龄。可以想象在有限的空间内,公冶先生手持竹简,皓首穷经,在此诲人不倦；亦能想象弟子三五人抑或十余人,书声琅琅,在此孜孜以求。正是在这方有限的空间,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点燃了儒学思想文化传播的火种,以至于两千多年之后,人们仍能从中受益并追思。
　　在公冶长书院,我看见这样一段史料,书院和青云寺曾多次毁于刀兵,今日堂宇实为1989年重建。但重建书院个中的历史痕迹,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棵花草,其历经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和经年积淀的书卷气息却无法掩饰。作为历史的产物,在清朝晚期废书院而办学堂之后,仍有部分保留了下来,可见公冶长书院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一个春秋时期贤人自由读书、讲学的地方,一所隐逸山林的书院,在今人的视野中“醒”来,这不能不说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于世人之心。那古老的银杏树,一山葱翠,一院清风,一行行人憧憬的神情可以作证,书院是永远不能被忘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