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力
钱钟书先生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素心”两字用得精彩,让人惊叹钱先生对汉字把握的老到。素心怕是也要素胃,荤腥多了难免俗腻。自由不必朝别人索取,只要自己想成自由人,即便人身不自由,人心也是自由的。钱先生对朝市俗学的批评很敏锐,行政化与功利化恰是现代学术顽症,媚商媚官可以成为显学,显学未必是“学”。所以清流学者向往淡远心境,担心与现实走得太近会失于偶然与肤浅。不知你是否赞赏老屋素心的学术生活?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未必全知天下事,也未必全知天下真事,书中有假性,书房中的活动并不十分可靠。学问学问,学问的根在问,书中有问题,社会中更有。搞国故整理需要“躲进小楼成一统”,发展国学需要走进社会成大一统。
老屋中的老儒也有可能迷醉于“高雅”俗学。不是庸俗的俗,而是俗套的俗,虽无铜臭气,却有酸腐气。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就是僵化套路。学者的格式化,催生出一些故弄玄虚的学术成果。有些论文刻意用读者看不懂的文字说些大家都懂的道理,在吃力解读那些艰难的术语与推理后,你会发现,原来作者想告诉我们做人要讲道德,直说不就完了吗?何必绕那么大的圈子,其实不说人们也知道。你是不是也读过类似的学术废话?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有位同窗“学油子”,他琢磨透了学院派的话语系统,平时并不用功,但是背了很多“淋漓尽致”、“情景交融”之类的评价词汇,无论考什么题都写上去一大堆,总有碰上的,多了算我没写还不行吗?自称“沾边赖应试法”,居然屡试不爽,虽说得不到好分数,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幸亏他得不到好分数,否则那学问就更可疑了。
假设非要做二选一的判断,国学是保守的还是创新的?人们十有八九会选择前者。传统文化的确比较僵化,但原始精神却活力无限,子学尤为突出,周庄的《逍遥游》是最典型的代表。当年开科取士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士子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考题是策问,答题是策论,只是到了后来,才演变为考查士子对经典知识的了解程度。国学的博大精深,使后学者从敬畏走向自我矮化,逐步丧失了挑战权威的勇气,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的腐儒与犬儒,国学守成是后发弊端。统治者为了保护正统地位,把国学当成御用工具,进一步弱化了它的变革活力。成圣后就如庙堂里的泥塑,移动起来比较费劲,尊贵了,身子就重。
五四运动开创了现代文明,但作为发展的代价,也将传统妖魔化了。国学家们不得不进入生存保卫战,且战且退,最后在书斋里守住了地盘。象牙塔以高远谈吐为真学问、大学问,彼此赞赏是纸笺礼节,互相批评是茶杯波澜,可以称为学术游戏。雅学与俗学相比,品位是高了还是低了?没有了鲜活生命,精神贵族的自负是知识自闭症,他们或被社会轻慢,以腐儒视之,或被社会高捧,敬而远之。边缘书生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圈子越来越狭小,越讲声音越微弱,最后演变成社会角落里的自言自语,间或发些不被重视的无奈牢骚,至多属于怨妇情结。
德国诗人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我们如何理解这句名言?精英与世俗对立是作茧自缚,学者需要自我救赎、自我解放。国家学术与国家行为无关,妄称国学。进入感性生活,近距离体验社会百态与大众情怀,是人文学者的必修课。要说“活人”的话,才算活人在说话。大众听得懂、做得到,自己也做,履行社会责任,求得学者真诚,让风干了的经典再度鲜活起来。
“新文化”运动是革命,否定了帝王之“道”,反对封建主义。“新国学”思潮是再革命,否定坐而论道,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民主共和是“新文化”运动的外生动力,引导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文化复兴大业是“新国学”的内生动力,引导国学进入现代社会实践。这能不能看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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