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为什么会“少儿不宜”
2016年06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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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
前几天,知名媒体人朱学东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不让孩子读四大名著和中国的儿童文学》的文章,引起广泛争议。究其原因,朱先生说中国儿童文学粗制滥造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恐怕是他摸了四大名著的老虎屁股——你知道现如今有多少人靠研究这四本书混饭吃吗?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当然是要跟你拼命的。
这场骂战为我们提示了两个值得惊奇的事实:第一,在中国这个人均读书量可悲的国度里,居然有如此多的人为给孩子读什么书而操心。其次,我们居然如此迟钝,到今天才开始讨论四大名著是否少儿不宜,足见我们的读书量确实可悲。
与今人把四大名著为首的中国古典小说捧上天、当做“古典文学经典”交给孩子钻研不同,小说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相当之惨的。这一点从“小说”这个名字里就能看出端倪。“小说”者,小道消息也,从肇始的那本《太平广记》开始,中国小说就打上了给皇上或者草民一说一乐、当不了真的不严肃特质。到了明清,皇上们想把传媒彻底关起来,更是对半谣言色彩的文学类别严加打压。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正因为政府不鼓励,让小说得以破罐子破摔,脱开了“政治正确”的桎梏,于是才有值得后人一吹的“明清小说”的高峰。
然而,这段经历也有个副产品:小说既然是“体制外文学”,当然不会考虑少年儿童读者的需求,相反,由于皇权专制下的平头百姓们平素正能量看得太多了,到了皇上管不着的地方当然要越重口味越好,而作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跨越重重阻碍来看,当然要写得越重口味越好。在这些“重口味”桥段中,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是宣传“造反有理”:《三国演义》中还文绉绉地讲“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等到了《水浒传》里,好汉们想得就比较直白了:“杀奔东京,夺了那皇上的鸟位”,到了《西游记》里更绝,从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居然把玉帝打下宝座了。
其次,小说中暴力情节比比皆是,《三国演义》里猎户杀了妻子把肉献给刘备下酒,《水浒传》中李逵劫法场排砍人头,林冲风雪山神庙对昔日好友剖心挖胆,凡此种种,如果我国国产电视剧像某些人呼吁的那样“忠于原著”,估计血腥程度绝不会在美剧《冰与火之歌》之下。
再者,情色也是小说中少不了的桥段,明代版四大名著(那时叫“四大奇书”)中是有《金瓶梅》的,如果曹雪芹后来没有写《红楼梦》顶了它的缺,四大名著对少儿宜还是不宜估计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然而饶是如此,在替补上场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同志开场就在梦中与警幻仙姑那啥,醒了又跟袭人那啥,再后来又跟嫂子秦可卿那啥——说这些桥段都适合给孩子看恐怕绝非实话。
所有小说都是有写作目的的,而“体制外文学”出身的四大名著最初的写作目的其实就是发泄,让作者和读者狠出一口在现实中被礼教和皇权压抑已久的气,所谓文学价值即便有也排在这个目的之后。所以它们确实不适合儿童读,因为那是被憋出来的东西。
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儿童文学”本就是个很晚才出现的概念,18世纪以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其实都没想过给儿童专门编故事。近代以前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与今天的父母刚好是反着的,他们鼓励孩子尽早接触那些“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以便了解真实世界的残酷。“儿童文学”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大思想家卢梭,他在《爱弥儿》中对儿童的天性极为推崇,将他们描述成了最纯真、最善良的群体,反对把“成年之后的罪恶”灌输给儿童,号召给这群“最善良的人”写专门的文学故事。在他的号召下,一批大思想家开始将那些流传已久的传说轶事过滤加工,编成儿童文学讲给孩子听。从那时开始,西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就是作家群体中最有理想的群体,而儿童文学则是一种难度极高、备受尊重的文学创作形式。反观咱们中国,由于没有卢梭那个认识高度,“编给孩子听的故事”至今仍是故事情节简单粗陋、逻辑经不起推敲的代名词,大部分作家只有在正经文化圈里混不下去了才会想起写儿童文学。这就难怪朱学东要感叹中国儿童文学如此粗糙了。
不过,中国儿童文学被边缘化倒也不一定是坏事,四大名著逆袭的经历为我们提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规律——当你被边缘化了、没人管了,你反而有可能成功。如此说来,中国儿童文学可能也会有雄起的那一天。只不过到时所产生的成果到底是否还是“儿童文学”?会不会变得跟四大名著一样少儿不宜?这事儿,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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