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南京大学副教授傅元峰在他讲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期末考试中,开放式命题,甚至要求学生根据课程学习,自己命制两个主观论述题并给出答案。由于“不按套路出牌”,不少同学大呼“太难”。于是,傅老师给班上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作解释。
据实而论,这封公开信中并没有多少因为考题“太难”而致歉的成分——虽然信中写道,“如果我给你的成绩使你痛苦,请豁达地谅解这一切”,但是谅解的最终旨趣是“然后把精力转移到读书上来”。所谓“公开致歉”,更多是一名大学老师在课程的教与学之外,跟学生进行的公开交流与沟通。是以,这则新闻的价值,不是命题“不按套路出牌”,也不是考题“太难”,而是一名大学老师的责任与情怀。
不久前,西部某高校的三名大学生不满课程考题太简单致信校领导,并推动了该校结课考试命题的整改。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考试试题类型单一、过于简单,甚至考试题目多年没有变化,与往年试题重复率高达80%以上……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下一些高校的写真。这种情势下,傅元峰老师的命题当然会显得很“另类”,但这种“另类”才更符合当下的高等教育需要。
稍微回放一下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理分科的高考模式中,基础教育中的文科教学,也是偏程式化的,学生们独立思考、形成观点并加以论证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系统培养和训练。这一点,从基础教育中的写作教学重视套作仿写便可窥一斑。而理性、独立思考,于健全人格的大学培养目标,显然是必需的。基础教育中已经形成了欠账,大学阶段不该抓紧弥补吗?
再拓展开来看,时代已经进入人工智能阶段,大学教师如果仍沿袭既有模式,结果或将是学生与时代脱节。像傅元峰这样的老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摘自《京华时报》,作者燕农)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