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1999年6月18日下午5点左右,忽然接到电话,说有来自北京的客人找我,希望我赶快到学校门口迎接。我急匆匆赶往大学的西门,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由一位中年模样的女士搀扶,焦急地张望、等待,一见我,老远就招手,刚见面就热情地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大表哥于敏,我母亲是他的三姑。
这位大表哥的造访,让我一下子想起许多往事:在我外祖父的老家里,住着同宗的好些亲戚。大表哥的父母亲,我叫五舅、五妗子。他的两个妹妹,四姐是小学教师,五姐是电影演员。大表哥原名于民,后来参加革命,才改为于敏。早年他们一家都在烟台谋生,五舅是罐头厂的经理,家境还算富裕,大表哥因此才能就读于烟台英语专科学校。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罐头厂经营不善,五舅失业了,只好回到潍县老家做小买卖糊口。大表哥不想去散发着古旧陈腐气息的潍县,就常常到青岛找我母亲寻求帮助。母亲那时在青岛,先后任江苏路小学、铁路小学教师,手头比较宽裕,不断接济大表哥。大约在1936年,大表哥说上海有一班朋友正在热心从事电影编导,他很希望前往共事。母亲尽其所能,给他凑足了盘缠。他在上海结识了王滨、田方一班左翼电影界的朋友,奠定了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家的基础。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大表哥匆匆忙忙来到青岛,说自己要到充满希望的西北去发展……母亲知道自己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侄子的远大志向,毫不犹豫地赠钱赠衣,还给济南、北京的同学写了介绍信,送大表哥踏上了胶济铁路的起点。临别相约互通信息,常回老家探望。但大表哥一去几十年,信息杳然,无从联系。
潍坊解放时,我家在安乐街借住的房子被国民党兵用汽油“救火”烧得干干净净,只抢出一双筷子、一床被子。万般无奈,只好到外祖父老宅的后院暂住。五舅、五妗子住北屋东头,三表哥于觐光一家住西头,我们一家住南屋。东、西厢房住的什么人,已经忘记了。五舅那时自己制作牛肉干出售,只要天气好,就常常在房檐下台阶上晾晒牛肉干。落日时分,五舅总是手持精致的棕毛笤帚,仔细地扫起木板上的肉干及其粉末。我们一群破衣烂衫的小屁孩,常常眼睛里冒火地围观。五舅使个眼色,大家伙就垂手肃立、闭眼张口,等待五舅把肉干粉末撮一点点,抹进不知道哪个幸运儿的口中。这时就每每听到五妗子尖厉的呵斥,五舅吐吐舌头,做个鬼脸,我们于是嗷一声作鸟兽散。
1959年,我考进山东师院读中文系。临行前,母亲交给我两封亲笔信,一是给山东师院副校长王大彤的,一是给五舅的,说这都是至亲,应该去拜见。一个周末,我拐弯抹角找到四姐住的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家,已经快中午了。四姐不在家,高高瘦瘦的五舅不认识我了,一见母亲的信,还是满面高兴。知道我来济南上大学,他竟然激动得像小孩子一样!从里到外满身透露着精明强干的五妗子好像没有多大改变。我说,听说大表哥是大电影家、大文学家,我刚开始读中文系,希望得到指导帮助……还没等五舅开口,五妗子立马接茬说,你大表哥一直在机密部门工作,上面不准许和乱七八糟的人随便通信。五舅又吐吐舌头,做个鬼脸,我马上知趣地起身告辞,再也没有干扰过五妗子的安宁。
最近整理旧书,找出大表哥的赠书,偶或翻读,知道他还是非常念旧的。在《游子的眷恋》(收入《于敏散文集》)中他深情地写道:“当年我的伯父和姑母都在青岛定居。我的学生时代,暑假和寒假常常在青岛度过。那繁花似锦的樱花,那百日不败的紫薇,在万顷碧浪里的沉浮,月摇金波中的泛舟,在汇泉湾石上的垂钓,那在大雪奔腾中的朔风怒号,那胜似钱塘潮的在岩石上卷起数丈银花的狂涛,都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与我少年时代的梦幻融为一体……”
前几年看纪念延安鲁艺的纪录片,才知道大表哥1914年出生,曾任《新中华报》记者、鲁艺戏剧系教员、山东大学讲师。1947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从影,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1979年复出后任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主编,是电影金鸡奖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该奖项的13届评委,曾获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4年10月13日驾鹤西去,是中国文艺界的百龄长者之一。
于敏赠书共三种:《于敏散文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月版；《风雨入华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千里从军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7月版。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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