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一直想写戚继光,却迟迟未能下笔,原因有两个纠结:
其一,戚继光送礼。《万历野获编》记,首辅张居正好美色,戚继光为了巴结,送了许多蓬莱产的可以用于壮阳的海狗肾。《国朝献征录》说,戚继光曾重金购买“千金姬”美女,向张居正进贡。而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派了一整队鸟铳手作为仪仗助威,更为世人所诟病。
其二,戚继光清贫。戚继光一生为官无数,穷地方富地方都呆过,油水小的、油水大的官僚都做过。但多年下来,并无肥私之事,诚如其《练兵实纪·练将》中所表白:“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内所该。”有史料记,他退休还乡时,堂堂一品大员、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竟落得“野无成田,束无宿镪,惟集书数千卷而已”。晚年家徒四壁,穷得连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
照常理,大凡热衷向上司进贡的人,无不是自己也喜欢下级向自己进贡,进而捞个盆满钵满。显然,戚继光令人匪夷所思:送礼归送礼,行贿归行贿,坚守一条底线——不往个人腰包里装；而大凡喜欢向上司行贿的官员,目标又无不在于想当更大官捞更多钱。显然,戚继光还是令人匪夷所思:确实当了大官——官居一品,却不捞钱,最终“惟集书数千卷而已”。那么,他身上的这种不协调的背后是什么,亦即他自贬人格向权贵弯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尽管时过境迁,在这里冒昧遥想,似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嫌,但弄明白这个问题,对于以史为鉴,却不无裨益。
戚继光很幸运。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一出仕,便承袭祖上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嘉靖二十五年,他负责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屡遭倭寇烧杀抢掠,出于报国之情,他愤然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志向。实现“海波平”,须有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是谁给的?强权专制体制内,自然是能够左右自己前程的上司。他的上司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嘉靖一朝,严嵩父子当权,大肆卖官鬻爵,后来被徐阶、高拱参倒,但世风并未转变,徐阶本人就是个大贪官。后来的强势首辅张居正,虽然整肃官场腐败动作甚烈,但他自己也是个“属手电筒”的。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不跑不送”,会有实现“海波平”的平台吗?与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很正直,虽身经百战,几十年间却屡屡被夺职、降级、夺荫,甚至下大狱,可谓一个很好的现实教员。要么做俞大猷第二,向“海波平”志向告别；要么按官场游戏规则委曲求全,保住手中兵权。戚继光选择了后者。那时,他是否有过一番“两弊相衡取其轻”的论证?不得而知。
戚继光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所有位上,与同僚上司下属相处甚好。他的上级胡宗宪、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监军汪道昆、赵大河等人,大都与他关系不错,最支持他抗倭事业也是收他的礼最多的,当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背靠这棵大树,“诸督抚大臣,唯继光所择,欲为不利继光者,即为徙去之。”这自然为戚继光多年镇守边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明史》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可以说,张居正在世时,戚继光官场上风调雨顺,得到了大明朝允许武将所能得到的最高职务与荣誉,其事业也创造了史上少有的辉煌: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寇,确保了沿海一带安宁；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安全。真正实现了“但愿海波平”的人生志向,成为千古不朽的一代英雄。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们今天不妨作个假设:如果戚继光效法当时最大的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沙子,结果会怎样?或许,明史上会多一个洁身自好但几无事功的“戚青天”,却少了一个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老虎”,明代抗倭史就得改写。而今天已然接受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又何曾想过当年戚继光为了这一切而不得不忍受清流物议,后来又被史官扣上“操行不如”的屎盆子之委屈呢?
这里,当然绝无赞成官场以铜臭结私党之意,而是主张以史为殷鉴,今日努力营造清风正气的官场生态,让有真本事能干事的“戚继光们”专心致志干成事。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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