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名字的五姐
2018年11月2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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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丁
  那年我十一岁,跟着当老师的父亲在青岛生活。
  学校里几位单身老师,生活费是按人均摊的,父亲便把我寄养在一个老乡家。老乡家穷,就住在第一贫民院,全家七口人住在不足10平米的房子里。
  小家里有一个吊铺,上面两张小床是大娘和大姐睡的。我和五姐便睡在木地板上。这样的家庭被褥不足是可想而知的。晚上我和五姐和衣而卧,合盖一床薄被。虽说房小人多自然暖,冬夜里五姐仍要紧紧搂着我相濡以沫。
  在这个家庭中我最崇拜的是二哥,他后来考入了人大,毕业当了法官。但我更难忘的是只比我年长五岁的五姐。我一生再也没见到生活能力那么强的小姑娘。
  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五姐早已不见了踪影。有一个星期天,我不上学。半晌午时,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样的女人走进了大院,直到她叫我小弟,我才认出竟是五姐。那时她头发乱糟糟,手和脸又黑又脏,背着一个布口袋,手里拿着把二尺钩子。五姐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屋外,便去屋里洗刷。
  等我五姐梳洗完了,换上衣服,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就出现在我面前。五姐的体型略显平宽,虽然才十五六岁,给人以过早成熟的印象。
  五姐向我讲述她的早上生活,原来她去捡垃圾了。
  初解放时的青岛,栈桥向西百米以外就是垃圾场。每天清早许多地排车把各种垃圾从海岸上向海里倾倒。一帮帮穷苦人家的大人孩子就在那里抢夺一切可利用的东西。
  五姐因此有花不完的零钱,吃不完的零食。她常给我吃的是花生板糖,她自己还偷着抽烟。她严格规定不准把这些秘密告诉任何人,否则再也不给我东西吃。“晚上一边睡去,把你冻死。”
  天一黑,五姐把洗好的红心萝卜放到一个木质的提篮里,然后挎起篮子就出了门。我百般央求,有一次五姐答应带我去。刚出大院,冷不防听到五姐用她那银铃似的声音高喊:“红—瓤—萝卜——”五姐就这样一路喊着,我们一路走下去。
  我对五姐说:“我也会喊。”五姐便很认真地看着我:“不准你学,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干好差事。”“五姐,我长大了能干什么好差事?”“你开银行吧,听说银行最有钱——小弟,你要有了钱怎么疼姐姐?”“我给你买好多花生糖,好多烤地瓜。”“没出息。”
  我们来到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五姐把木托盘拿开,从夹层里取出几盒烟来——原来五姐的秘密在篮子底部的夹层里。她把香烟拆开按支零卖,赶上运气好,很快就能卖完。
  回来的路上,五姐会买上两块烤地瓜,并再次嘱咐我保守篮子的秘密。
  放寒假了,五姐开始造摔爆仗。现在想来那制作流程是很简单的,只要有沙子、硫磺粉、画报纸和一根小木棍就行了。把画报纸裁成条,卷成筒,装上沙子,两头加上少量的硫磺粉,两端封严,一个爆仗便制成了。每十个一捆,晚上五姐带我出去卖。
  那年春节是不允许放鞭炮的,因此五姐从制造到卖都是地下状态。晚上她让我背着个书包潜伏在远处的暗角里,她拿着几捆到路口人多的地方去卖,并嘱咐我,一旦她被人追赶逃跑的时候不让我跟着,让我自己回家。
  不久便出事了。五姐的制作间就在吊铺上。一天上午,我与五姐隔桌相坐,五姐在点烟时,轰的一声,硫磺粉燃爆了。黑烟顿时从天窗上冲出去,大院里好多人以为失火了。后来惊动了警察,把五姐叫去教育了一天。
  此事被我父亲知道后,便让我离开了五姐家,此后就再没有见到五姐。
  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同在大院住过的王姐,问起五姐,她说:“你那五姐现在可了不得了,人家是模范,当了区人大代表了。”
  我常想,参加区人代会的五姐,一定是个飒爽英姿的大美女。遗憾的是,至今我也不知道五姐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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