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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7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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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及儿子聂树斌,张焕枝就悲从中来。 |  | 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落下了偏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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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真凶”自愿伏法,检方却千方百计证明不是他干的。6月25日,王书金案再审,外界期待沉寂已久的聂树斌案或将就此重见天日,但如此戏剧的一幕不知又将该案引向何处。
从邯郸中院走出来的张焕枝感到失望,“检察院展示的衬衫是假的,他们在说谎,在造假。”
时间漫长得有些残忍。为给儿子聂树斌正名,张焕枝奔波了18年。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一身是病,还要继续与时间抗争。
唯一上锁的屋子
6月27日5点,石家庄鹿泉市下聂庄村,张焕枝早早起床,到一里外的菜地里拔回些青菜。“睡不着,就起来了,这几天都忙外面,无暇照顾家。”
洗完菜,张焕枝吃力地端起锅,待洗刷的锅碗攒了有一段时间了,堆得到处都是。
因为王书金案开庭,最近一周,每天都有好几拨媒体记者找她。为了能满足记者的拍摄要求,严重高血压的她一次次陪着爬上山,去看儿子的坟头,尽管很疲惫,但她知道,“都是来帮我的,都是帮我儿子的。”
事关儿子能否“沉冤得雪”,24日,张焕枝在女婿和村委人员陪同下来到邯郸中院,要求参与王书金案庭审。据宾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晚9点,在请示河北省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后,旁听证发放人员最后决定给张焕枝及陪同前来的亲属两张旁听证。
庭审之后,张焕枝再次失望而归。虽然气愤,但她似乎习惯了这样一次次无功而返。
家里,房子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唯一一间上了锁的屋子是聂树斌住过的。
父亲聂学生从一堆粮食垛中间找出两张发黄的照片,一张,聂树斌骑在借来的摩托车上,另一张,聂树斌骑的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家里现在就这两张照片最金贵,所以那个门天天得锁住。”张焕枝说,她不想再提聂树斌小时候的事情,容易伤心。而对石家庄西郊案发生后的事情,她都肯耐心回答。
老两口现在最讨厌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老人们子孙绕膝,安享晚年,就让他们觉得特别凄凉,心生厌烦。张焕枝时常禁不住想:儿子如果活到现在,也39岁了,孩子都有可能十五六了。
在她的生命里,儿子的案件就是全部。也许王书金的供述给了她信心,张焕枝说,自己活着就是要为儿子洗刷清白,“不想他背着恶名。”
法官总是答复说
“会进一步核实”
聂学生至今难以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虽然偶尔能和老伴儿唠叨几句,但总会忍不住情绪失控,边喂羊边大哭。
聂树斌被捕后,聂学生和张焕枝只见过儿子一次。第一次庭审后,隔着四五米,聂树斌喊了一声妈,然后不断哭,张焕枝也哭了起来。
在张焕枝眼中,儿子乖巧、听话,实在难以与奸杀案联系起来。1994年10月份,有警察专门去化肥厂给聂学生送了逮捕证,警察当着保卫科人员的面儿,让聂学生在写有儿子聂树斌“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上签字,但聂学生一直坚持没签。“不相信儿子干了这事,所以不签。”
张焕枝说,儿子比较内向,有严重口吃,“怀疑他们一直逼供,我儿子嘴巴又反应不过来,这个案子主要依据我儿子的口供,然后直接判死刑。”
一审被判死刑后,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依然坚持判处死刑。
聂学生曾多次去看守所看望聂树斌,但遭到拒绝,只能托工作人员将食物带进去。1995年4月28日,再次来到看守所,看守所小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聂学生,“你儿子昨天就被执行死刑了,你怎么还来送。”
聂学生一下子就愣住了,回家后他告诉老伴,“有个坏消息,你一定要挺住啊。”得到噩耗的张焕枝当场崩溃。
1995年4月30日,张焕枝前往石家庄中院索要儿子骨灰,法官说:“人都死了,怎么还要骨灰呢?”张焕枝回道,“那是我儿子。”随后几经辗转,才在火葬场领到聂树斌的骨灰。
自始至终觉得儿子蒙受了不白之冤,张焕枝千方百计要给儿子正名。得知受害者康某家人有判决书,张焕枝托律师多次劝说,拿到了判决书的复印件。而她先后向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最高院申诉,却一直不被理睬,“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
张焕枝没想过放弃,每月一次甚至两三次地往石家庄中院和河北省高院跑,法官总是告诉她,案件没有造假,他们会进一步核实,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直到1997年,聂家的申诉还没有任何回音。日益感到绝望的聂学生服下了一瓶安眠药,虽然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偏瘫了,失去了劳动能力。
张焕枝说,身为父母,他们至今甚至连聂树斌案的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都不知道,法院应该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先好好活着
张焕枝家里还有两亩地,老伴无法下田,平时只能由70岁的她独自去忙,遇到收割时节,家里再无壮劳力,只好请自己50多岁的弟弟和妹妹来临时帮忙。
张焕枝还有一个女儿,42岁了,在十公里外的小学当教师,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也只有周末偶尔能回娘家看看。
张焕枝原本以为儿子翻案只是老两口凄凉晚景中的一点儿念想,但2005年,王书金归案后供认自己是当年石家庄西郊奸杀案的凶手,又点亮了她的希望,更加坚定地走上为儿子正名的路。
自2005年到2013年,张焕枝每个月都到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报到”,盼法院给个说法。2007年王书金案件受审时,张焕枝申请旁听遭拒,她就在法院外面等了半天。
村里人也开始同情、帮助他们,但聂家的日子举步维艰,老两口每月的医疗费三四百元,而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于种粮和聂学生微薄的退休金,张焕枝每月要往返于石家庄市区和村里,也是不小的固定开销。
王书金案二审开庭的第二天,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申诉。27日,得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已前往河北省高院查看聂案卷宗时,张焕枝急切地询问详情。当记者最后告诉她,朱爱民只看到了聂案案卷130余页中的26页后,她无法接受为何不能将其他部分也给律师看。
“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正义,我也一定为我儿子洗刷冤屈,直至死亡。我不管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怎么想的。”张焕枝一再表示,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
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等到儿子正名那一天,而眼下只有先好好地活着。
原先已干不了任何体力活的聂学生,慢慢学会了做饭、烧水、喂羊。他拄着拐杖,夹着箩筐,步履蹒跚,费力地捡拾草料去喂羊,卖羊肉能补贴一些家用。
而2011年底,在同样多年申诉聂案无果后,受害者康某的家属无法容忍康家人隐私一再被提及,发起了对聂家家属、律师和媒体侵犯名誉权的诉讼。
7月4日,康某家属名誉权诉讼二审将在石家庄中院开庭,作为被告人之一,张焕枝说,她可能没法出庭了。
如此“弱弱相欺”,曾经让人倍感遗憾,而只因为聂案,让这两个家庭各自的伤痛永远无法弥合。
6月27日,在记者采访时,聂学生边烧火,边听记者聊天,突然就失控大哭起来,很快又强忍着克制下来。
张焕枝说,老伴儿自打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就一直这样,大脑受不了刺激,时常大哭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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