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 -微报纸-2020年08月21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最近,非虚构作家、美国人何伟在“学人Scholar”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四川:疫情期间,我如何学习中国》,文中不仅再次描绘了他眼中的中国,还娓娓叙述了他和中国二十多年的缘分。　　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何伟极具吸引力。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他又回到了中国。去年,何伟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如今他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用英语教授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去年9月4日,他在四川大学开讲,全场爆满,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飞来听讲。　　何伟选择定居成都的部分原因,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96至1998年他曾在川渝大地任大学教员。那时候,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之后,他再也没教过书,这次他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联线。这一年,可以算是他回归与转折的一年,他刚好50岁。　　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撰稿人。《华尔街日报》称何伟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爱读书的人知道何伟,源自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横跨了中国十余年,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　　何伟对中国的兴趣,源于他1994年首次中国之行。当年他和一个牛津大学的同学赴十多个国家旅行,从捷克到泰国,从俄罗斯到蒙古,从中国到越南……来之前,他对中国没什么印象,但到北京后他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一路向南:上海、合肥、云南、广州……6周旅行,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何伟感到,这是一个有变化、有希望、有能量的国家。旅游之后,他决定要回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中国现代历史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他要记录,不管出版不出版。　　中国给何伟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写作方向。在他眼中,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何伟的《江城》书写的是他到达中国所待的第一座城市涪陵,1996至1998年,他在那里并不是记者,而是老师,这也是多年后他重回成都定居的一个情结。初入中国,那时的他不认识一个汉字,没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何伟眼中,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那里还没通网络,也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他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他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2001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何伟评价,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何伟以《江城》一书,描绘了变迁中的中国画像。除了少数外国同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有教职员工,还有学生饭馆的老板,茶楼里出入的人。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有些麻烦的求婚者。在这座小城,他拥有了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何伟。　　何伟至今还与那段时期教过的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何伟坦言,去涪陵之前和他离开的时候,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他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　　《寻路中国》是何伟认为自己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这本书缘起于他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的自驾车旅行。这本书2011年一经出版,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　　《寻路中国》中,何伟把观察中国的点分别放在了怀柔附近的三岔村和江南的丽水。一开始在三岔村,何伟的目标不是写东西,而是找房子,要去农村熟悉一下,没有想要写书,后来逐步改变观点,想写成文章发在《纽约客》上,才开始对当地村民正式采访。何伟去丽水,前后很多次,在那里一共待了一百多天。跟相同的人不断相遇,何伟认为这是写作的重要基础,因为逐渐相熟了,对方才习惯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在《寻路中国》丽水篇,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应聘的时候,何伟就在旁边看着,之后还不断和她接触聊天。　　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一个个普通人的际遇,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　　何伟说,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自己只是观察,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获得别样新奇和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提起何伟,会让人迅速联想到“非虚构写作”一词。何伟作品的出版畅销,让中国媒体界和普通读者对“非虚构写作”开始有了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从“外国人看中国”的维度落地,正式创立了“译文纪实”书系。这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套非虚构作品丛书。这些年,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升温,不少出版社也都开始有计划地策划非虚构丛书类,但“译文纪实”以其开拓作用,依然是一个佼佼的带头者。　　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在何伟看来,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不能创作。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在于作者怎么写、以什么样的风格。作者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非虚构写作也和新闻报道不同。新闻报道要求时效性,非虚构写作则可以写得很长,并可以使用第一人称。　　在写《寻路中国》时,何伟“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何伟家中没有iPad,也不让双胞胎女儿用手机,她们习惯了读书。多年来,何伟一直在寻找一处心之归属,试图远离尘嚣、回归内心。

何伟和他的非虚构写作

齐鲁晚报 2020年08月21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最近,非虚构作家、美国人何伟在“学人Scholar”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四川:疫情期间,我如何学习中国》,文中不仅再次描绘了他眼中的中国,还娓娓叙述了他和中国二十多年的缘分。
　　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何伟极具吸引力。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他又回到了中国。去年,何伟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如今他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用英语教授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去年9月4日,他在四川大学开讲,全场爆满,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飞来听讲。
　　何伟选择定居成都的部分原因,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96至1998年他曾在川渝大地任大学教员。那时候,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之后,他再也没教过书,这次他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联线。这一年,可以算是他回归与转折的一年,他刚好50岁。
　　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撰稿人。《华尔街日报》称何伟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爱读书的人知道何伟,源自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横跨了中国十余年,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
　　何伟对中国的兴趣,源于他1994年首次中国之行。当年他和一个牛津大学的同学赴十多个国家旅行,从捷克到泰国,从俄罗斯到蒙古,从中国到越南……来之前,他对中国没什么印象,但到北京后他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一路向南:上海、合肥、云南、广州……6周旅行,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何伟感到,这是一个有变化、有希望、有能量的国家。旅游之后,他决定要回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中国现代历史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他要记录,不管出版不出版。
　　中国给何伟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写作方向。在他眼中,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何伟的《江城》书写的是他到达中国所待的第一座城市涪陵,1996至1998年,他在那里并不是记者,而是老师,这也是多年后他重回成都定居的一个情结。初入中国,那时的他不认识一个汉字,没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何伟眼中,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那里还没通网络,也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他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他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2001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何伟评价,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何伟以《江城》一书,描绘了变迁中的中国画像。除了少数外国同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有教职员工,还有学生饭馆的老板,茶楼里出入的人。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他因此慢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有些麻烦的求婚者。在这座小城,他拥有了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何伟。
　　何伟至今还与那段时期教过的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何伟坦言,去涪陵之前和他离开的时候,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他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
　　《寻路中国》是何伟认为自己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这本书缘起于他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的自驾车旅行。这本书2011年一经出版,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
　　《寻路中国》中,何伟把观察中国的点分别放在了怀柔附近的三岔村和江南的丽水。一开始在三岔村,何伟的目标不是写东西,而是找房子,要去农村熟悉一下,没有想要写书,后来逐步改变观点,想写成文章发在《纽约客》上,才开始对当地村民正式采访。何伟去丽水,前后很多次,在那里一共待了一百多天。跟相同的人不断相遇,何伟认为这是写作的重要基础,因为逐渐相熟了,对方才习惯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在《寻路中国》丽水篇,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应聘的时候,何伟就在旁边看着,之后还不断和她接触聊天。
　　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一个个普通人的际遇,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
　　何伟说,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自己只是观察,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获得别样新奇和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提起何伟,会让人迅速联想到“非虚构写作”一词。何伟作品的出版畅销,让中国媒体界和普通读者对“非虚构写作”开始有了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从“外国人看中国”的维度落地,正式创立了“译文纪实”书系。这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套非虚构作品丛书。这些年,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升温,不少出版社也都开始有计划地策划非虚构丛书类,但“译文纪实”以其开拓作用,依然是一个佼佼的带头者。
　　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在何伟看来,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不能创作。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在于作者怎么写、以什么样的风格。作者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非虚构写作也和新闻报道不同。新闻报道要求时效性,非虚构写作则可以写得很长,并可以使用第一人称。
　　在写《寻路中国》时,何伟“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何伟家中没有iPad,也不让双胞胎女儿用手机,她们习惯了读书。多年来,何伟一直在寻找一处心之归属,试图远离尘嚣、回归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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