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观后自沉吟(上)
2014年12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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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在一部以错划的右派分子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竟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硬伤,可见历史真相之不受尊重在今天是何等习以为常!
《归来》(张艺谋导演,陈道明、巩俐主演)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好电影,不过其中有个重要的细节搞错了:台词说陆焉识“平反”了,画面上展示的却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其实,平反和摘帽是大大不同的,平反表示冤案得到昭雪,从此走出了“另册”；摘帽则表示罪有应得,虽然“改好了”,摘帽后仍然属于“另册分子”。再者,错划的右派并没有“平反”之说,而是“改正”。在一部以错划的右派分子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竟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硬伤,可见历史真相之不受尊重在今天是何等习以为常!
从1961年11月到1979年1月,我度过了17年多“摘帽右派”的岁月。现在欲罢不能地旧话重提,不是为了诉说酸楚,一则是为了存点资料备考,二则是因为一想到那些年就心怀愧疚,挥之不去,公开示悔才能于心稍安。
按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一段岁月基本上是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之下。我既是这个路线的受害者,更是这个路线的竭诚拥护者。
摘掉帽子、走出教养所之后,我确定的基本态度是老老实实地改造、埋头苦干,戴罪立功,以实际行动说明自己对党的忠诚。1963年我娶妻生子后,有了为人夫、为人父的家长责任感,这种态度更加牢固,时时告诫自己:切不可像当年那样头脑发热、感情冲动了。我反省了1957年跌跤的原因,主要是对基层领导不够尊重,觉得自己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比他们领会得还好。我接受了教训,从此把拥护党和拥护基层领导统一起来,对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党员组长都由衷地尊重。
1962年暑假后,我调到山东师院(后来叫山东师大)附中。校领导很有原则性和事业心,在对我的掌控上确定了“政治上心中有数,业务上放手使用”的方针(这是在“文革”中从大字报上看到的)。我一直担任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对教学工作的确做到了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我给每一个学生建立了学习档案,他们的课堂表现、周记、作文等等情况都有具体记录。过一段时间,就根据教学档案记录的情况,和学生个别交谈一下,帮助他发扬长处、克服缺点。在作文教学上,为了体验学生作文的滋味,我曾多次“下水”示范(教师像学生一样写作)。学生的每次作文我不但认真写评语,在全班做讲评,还选择部分学生个别交谈。根据语文的工具性特点,我力求让语文学习渗透到学生的一切学习和生活中去。我把学生的一切阅读机会都当做阅读练习,把学生的一切动笔机会都当做写作练习,给以关注和辅导,因此不仅常常和政治课、历史课等文科的老师配合,还常常和数理化的老师配合,研究数理化学习中的语文问题。至于黑板报、广播站、运动会、下乡劳动总结等等,更是我用来指导学生锻炼和发挥写作能力的机会和场合。在“突出政治”的那几年,在团委和班主任的指导下,学生中间也开展了“深挖阶级烙印”活动,每个学生都不止一次地抒写这方面的心得体会。我则从语文角度积极配合这个活动,学生动笔前指导他们如何写,写后则和班主任一块审阅；班主任从政治思想上给以点评,我从语文角度给以点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课内和课外的界限,打破了语文课和其他功课的界限。这样,一方面消除了一些学生害怕写作、厌烦写作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也切实暴露了一些学生在写作态度上的缺陷。有的学生虽然语言流畅,却不能据实地表达。有一次让学生写一篇关于本班教室的“说明书”,班里的“小文豪”竟脱离实际地信口开河。1964年,我根据平时教学积累的材料,写了一篇长达三四万字的教学总结《事实给我敲了警钟》,教导主任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都很赞赏,推荐给济南市语文教研室。
为了切实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还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一同参加集体活动,一同在食堂吃饭,一同在集体宿舍住宿,坚持了一个学期。
我的积极表现赢得了学校领导的好评。虽然限于我的政治身份,我不能够担任班主任,但每次下乡劳动,校领导都宣布我为“写作指导”或“秘书”。每当学校参加全市汇演,校领导总让我参与编写节目,甚至全校性的先进事迹报告稿也让我参与起草和修改。在生活待遇上对我也有所照顾,虽然在涨工资时我没份儿,但校领导曾不止一次让工会发给我生活补助。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1964年冬天,毛主席和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公开传达下来了,学校党支部为学习贯彻这个文件召开了一次扩大的支委会,竟让我在会上汇报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既配合政治活动又切实提高了教学效果。
不过,政策的界限是无情的。就在我列席了党支部的会议后,学校的人事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板着脸警告我:“新年就要到了,接着就是春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新年、春节期间不要随便串门,更不能随便到外地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寒假里开展“四清”运动,我又理所当然地成为清查重点对象之一。在这种时候,难免出现懊丧情绪。于是就“带着问题学毛著”,警告自己:不利于改造的念头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时最愿意反复体会的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题记中的几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有一次我读到一则朝鲜族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位外表严厉、内心慈祥的母亲如何教育浪子成了栋梁之才,读后浮想联翩,感动得彻夜不眠。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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