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的启示
2014年12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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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
向前走还是向后转,仅仅在一步之间,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以史为鉴,或许能从《袁氏当国》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找到某种答案。
袁世凯在清朝覆灭、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却敢于逆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试图整合人心,重建帝制。不能不说袁世凯具有高强的政治手段,具有改造中国政治的巨大魄力——这并不是对袁世凯的讽刺,而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所揭橥的历史。
但是,这更不是对袁世凯的赞美,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逆之则亡。袁世凯固然雄心不已,颇有扭转乾坤、重振国威之宏愿,然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面前,却没有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既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也是彪炳青史与遗臭万年的分水岭。
清王朝瓦解、民国政府建立,是中国社会体制几千年来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从历史的长远看,这是一种必然,而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思想、精神的准备,包括袁世凯这样的一代枭雄。
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袁世凯并非如过去教材中描绘的那样一无是处。当革命党人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之后,拥有强大的北洋军队的袁世凯没有采取对抗措施,从而使民国政府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宣告成立。同时,袁世凯还顺应形势,在他的劝告下,清王室以逊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平转型。或许,这其中包含了袁世凯巨大的野心,但民国政府毕竟是公民性质的政府,袁世凯与其和民国对立,倒不如直接继承清王朝的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和利益得失,他是能分得清的。
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早已穷途末路,清政府对制度转型问题长期裹足不前,所造成的后患十分严重。旧制度已名存实亡,民国政府面对的是军阀当道、外忧内患、几乎难以为继的局面,欲重整山河,中国或许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对国内局势进行统领,孙中山之所以主动让位于袁世凯正是出自这样的目的,也体现了孙中山内心世界的宽广与博大。当时,袁世凯不论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在国内毕竟独占鳌头、最为强大。但袁世凯的强大也仅仅是与国内各派别政治力量对比,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仍然显得不堪一击,这种力量的薄弱,现在看来显然不能归咎于袁世凯的无能,乃是满清政府最后几十年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后遗产。
列强在中国的巨大利益诉求、国内政治力量的交织,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耻辱的“二十一条”,更将袁世凯政权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以当时中日力量对比,完全拒绝“二十一条”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完全接受也是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袁世凯通过一定外交手腕使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列强的干预下,袁世凯政权只接受了“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正是“二十一条”,彻底暴露了袁世凯作为一个旧时代老官僚的所有习气:狡猾、自私、短见、保守、顽固以及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尽管他亲自劝说清王室逊位,却没有从中认识到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终结,反而认为中国社会当下的混乱、孱弱是因为专制还不够,根本认识不到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路,再加上混账儿子的怂恿、居心不良的文人鼓噪、自以为是的西方学者的帮闲,袁世凯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生命,也使公民政治在中国遭受到巨大的打击,袁氏的洪宪王朝成为中国近代史之笑料。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和个人可能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候,往往才能真实地体现一个人的品德、智慧和才干。袁世凯在当时如果对形势有着正确的分析,完全可以咬咬牙,沿着共和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或许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然而,孙中山的让位没有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袁世凯重回帝制更没有使自己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但孙中山对共和体制的执着追求却使他流芳千古,而袁世凯的结果则是身败名裂。
向前走还是向后转,仅仅在一步之间,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以史为鉴,或许能从《袁氏当国》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找到某种答案。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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