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初为人师时
2015年04月1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刘增人
1963年8月,山东师范学院一纸调令,把中文系四个、数学系三个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她后来叫泰安师专,现在叫泰山学院。我就是中文系这四人之一。
我们一行七人,从泰安火车站下车,好像没有见到任何马路、楼房。雇了一辆地排车拉行李,七个人的全部行李,没有装满那一辆地排车。去学校也没有什么正经道路,沿着一条坑坑洼洼山水流淌的小径,我们颠颠哒哒来到这就要一辈子教书的地方。学校很简陋,主要建筑就是一座三层的教学楼,我和高照福、张兆勋两位学兄合住在一间教研室(李长芹兄因故很快回到他的故乡曹县,在那里有了更大的发展),每人一张床板,两根板凳支起来,一张三抽桌,还有一个一米高的书橱。没有自来水,教学楼东头有一眼井,井口按一部解放牌水车,推着转圈费半天劲推上水来,一松手,噗的一声又落回去了。洗件衣服,要来回折腾好几次。学校有两个教学单位,一是轮训处,负责培训各地选送的中学骨干教师,由老教师执教；一是函授部,负责山东西部六七个地区的函授教学。我们三人,自然都在函授中文组。虽然艰苦,倒也是一群快乐的单身汉。
深秋初冬,备课结束,我们就要体会为人师的甘苦了。因为各地生态不一,对函授教学的看法也差别很大,所以走到哪里,都有学问。
生活最丰富多彩的是在菏泽。我们住在师范,四个人没有一块手表,函授站借给一个马蹄表,谁上课谁带上,好掌握时间上课下课。周末晚饭,有不收粮票的地瓜,一般是像小手指头大小,交五分钱管饱。我们四个人能消灭堆满一个小圆桌的地瓜。到晚上可就遭罪了,屁声此起彼伏,一个比一个臭,半夜了还得去操场溜达。但文娱生活特别丰富。那时菏泽的教育与文化是合署办公的,挂牌是文教局。晚饭过后,局里的老师就喊:泰安来的老师看戏了!我记得有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四平调等,自然还是豫剧更流行。清早起床,就听见门外老少社员都会吼两嗓:“辕门外,放罢了,三声炮,嗷嗷嗷……”学兄曹伦元有时也来两句他唯一的歌:“小扁担,三尺三……”,不是跑调,而是一直就不曾着调。
最艰苦的是禹城。那里的县招待所里,母猪到处自由游逛,自以为就是主人。住客发现有蛇钻进墙洞里,就用香烟烧尾巴,蛇拼命往里钻,大概挺难受,住客却哈哈大笑。吃饭时听隔壁客人说,他们在外间打扑克,往里间屋扔只鞋,就砸死一只老鼠。我们刚到,不明就里,看到门前两缸水,一清一浑,就用清水洗洗头发。谁知洗得头发成了饼,梳都梳不开。原来浑的才是甜水,可以饮用、洗濯。
最憋屈的是临沂。到汽车站接我们的后生说,得先去见见诸葛老师,才可以住下。我们随他曲曲弯弯到达,只见特别高的台阶上,房门黑洞洞的。我们拾级而上,模模糊糊见到里边一铺炕,炕上一卷好像是狗皮圈起的被窝,被窝上斜靠着一位留黑胡子的长者。后生通报说,泰安的老师来面授了。老同志把半躺的身子换了下姿势,算是知道我等来了。我们走进屋里,首先看见的是老同志脚上一双半黑半白的布底袜子直冲着大门,扎着裤腿脚。只见胡子,不见表情。老同志说了几个字,后生才把我们带到招待所住下,一路上直解释,说老诸葛是个好同志,更是老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有点小脾气,局里上上下下都让着他,包括局长……
伙食最好的是沂水。我们借住在小学里,没有伙房,函授站的同志特地雇一位老者为我们做饭。早上是新摊的玉米煎饼,咸菜用香油浸泡着。中、晚两餐是从集上买来的新烙的锅饼,一层香香的芝麻。菜是三块石头支一锅,花生油、椿芽炒鸡蛋。椿芽刚从树上掰下,鸡蛋来自隔壁大嫂自养的母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椿芽炒鸡蛋了。
与我们关系最融洽的是聊城。聊城函授站的老师,从到汽车站接着我们,一路上就没断了说笑。他自嘲说,咱这聊城,你可别瞧不起,风沙不要钱,管够!饼干全省第一,最硬。有个拾粪的社员,从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纸不结实啊,掉马路一块,不小心让汽车过去轧了。老社员心急,完了完了,这回饼干算是碎了。不想那汽车轱辘把饼干轧进马路里了,饼干倒是整的。可怎么挖出来呀?老社员用他的粪叉子挖,挖呀挖,粪叉子挖断了,饼干还没有挖出来。有人走过,说你憨啊?用饼干挖啊!果然就成功了……当时我们觉得并不多么可笑,因为就是那样的饼干,我们也从没有打算尝试。边走还得边注意:我们四个人没有任何人有提包,哪怕是塑料的。教材、参考书、备课本和牙刷、牙膏,有的用包袱皮裹着,有的用报纸一扎装在网兜里了,都挂在函授站老师的自行车大梁上、后座上,不管丢了哪样,都挺麻烦。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