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卫西琴
2014年05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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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人们不禁要问,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甚至被视为疯子、骗子的人做朋友呢?
据说,梁漱溟(见右图)一生只有一个外国朋友,这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见[美]艾恺《梁漱溟传》)。梁先生特立独行,交友慎重。泰戈尔访华时,二人在徐志摩撮合下见了一面。泰翁对他十分欣赏,他却没有把对方引为同调。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甚至被视为疯子、骗子的人做朋友呢?
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又名卫中,是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由于性格古怪,妻子说他是疯子,他自己也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于是他决意离开德国。此后,他在法国参观美术展览时发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在英国接受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最后于民国初年经印度来到中国。卫西琴说,他本来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不料到了上海后却极为失望。他发现,中国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从服饰、建筑到教育、音乐,到处“都是让我仇恨的”东西,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却无处可寻、无人可问。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
过了半年,卫西琴“接到北京的电报”再度来华。他在北京仅仅住了三个月,就买好船票又要离开。他认为,日本已经渡过模仿的时代,“中国却正在模仿的路上”。正在这时,严复来信挽留,原因是要翻译他所写的《中国教育议》。梁漱溟说,这篇译文在《庸言》报发表时,“颇为士林瞩目”；但他拜读后,却有一种条理不清、空有慨叹的感觉。他又找到卫氏的其他著述,反复研读,仍然是“莫窥究竟”。他怀疑此人学问空疏、言之无物。
由于严复的推荐,卫西琴在天津中国教育联合会演讲多次,并与社会名流多有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难觅知音,只好到保定去教音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声明改入美国籍”。大约在“五四”运动以后,卫西琴应阎锡山邀请到山西办学。当时,阎锡山正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阎请他来,是要他主持外国文言学校。该校于1919年8月成立,据1921年编纂的《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介绍,它的独特之处,一是“学生皆属十六岁以内,毕业后分送各国留学”,二是“学生每日工作二小时,盖合乎工读主义也”。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也说:这所学校“采取自觉教育法,不雇工友,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阎)先生常莅校与卫先生研究哲学,并为学生讲话。后改为‘大通学院’”。过去我既不理解“大通”的含义,又以为学校改名是阎锡山的主意,读了梁漱溟之后才明白其来历。梁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说:“他在教育中最要紧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办的学校叫大通学校。”由此可见,阎锡山对卫西琴相当倚重。
梁漱溟大约是1922年初与卫西琴订交的。1921年底,梁趁放假之机应邀赴山西讲学,顺便参观了外国文言学校。一年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卫西琴曾把《诗经》中的几章谱成乐曲让学生演奏,在会上反响不错,可惜梁漱溟未能与会,没有听到这种“真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音乐。这次参观,他既为卫西琴的献身精神所折服,又因该校的不同凡响而惊叹。他说:“是冬游晋,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则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生之身,无微不至,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慨,尤不能不使人起恭起敬,倾心折服。学生百数十人,一一颜色泽然,神采焕然；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所有憔悴之色,沉闷之气,于此绝不可见。然学生肥而先生瘠。先生之劳瘁,睹面可识,不止于瘠,直已病矣!”参观后经过一夜交谈,梁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印象。他认为卫西琴不仅非常正直,而且胸怀远大。
关于这所学校的规模,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据有关部门民国九年(1920)三月公布的数字,该校共4个班,有教员20人、职员5人、学生220人。此外,当年《晨报副刊》在发表《卫中先生的自述》时,还刊登《卫西琴教育主张及其办法》一文,对相关情况有所介绍。文章说,该校按语种分班,“每班一主任教员……名曰家长”,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进行全面指导。“师生关系,若家长之于子弟,子弟之于父兄,互相亲敬,刻不可离。”学校没有固定教材,教学活动以实用和学生兴趣为主,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卫西琴的出发点与“抢饭碗”的职业教育(蔡元培语)有所不同,他强调实用,是为了让学生摆脱“感官的模仿”,致力于“心力的创造”。
卫西琴大约是1925年年底离开山西的。之所以如此,用《晨报副刊》编辑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不谙中国风情,往往措施失当”,以及他反对山西人早婚,遭到山西人反对。按卫西琴的说法,是因为太原学生“总是要人化于乐,人化于文”。这话颇难理解,幸好梁漱溟作了笺注。他说,卫的意思,是指学生只知模仿不知创造,结果是“化于外物而失掉自己”。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卫氏学说过于抽象、过于晦涩,他的思想很难用准确而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因此,不要说在普通人中间,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和者盖寡。
卫西琴离开山西后又到北京,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并以“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经过一年相处,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二人友谊也日益加深。梁认为,卫西琴不为世人接受,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语言上难以沟通。所以,他立志要以“将来的生涯与精力,划出一部分专替卫先生(的理论)作说明的工夫”。1926年,梁开始写《人心与人生》,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75年才告完成,可见作者用力之深。该书除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亡友卫西琴”的学说外,其他部分也深受卫氏影响。梁甚至说,他的朋友也许是那种生前不为理解,死后才被崇敬的大人物。梁先生是不随便恭维人的,他对卫西琴的推崇,值得我们注意。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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