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陈金芳》
——农村女孩北漂暴富后的迷途人生
2016年04月2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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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子告诉我说:“当时我们刚刚把摊儿盘出去,租了个门脸房,手里就剩两万多块钱准备到广东上货呢。我刚开始也好好劝她来着,我说就算你真喜欢‘音药’,你能保证自己变成钢琴家靠它吃饭吗?顶多是一业余爱好,想买也得等挣了钱再说呀。可她就是不听,跟疯了似的,我把钱锁抽屉里她愣拿改锥撬开了……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人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
至此,我总算知道了豁子当街暴打陈金芳的前因后果。实话实说,仅论这桩事情,大部分人都能体会到豁子的委屈和苦衷。他浪子回头,对陈金芳仁至义尽,这样的故事简直像是从九十年代的香港烂片儿里扒出来的——可惜遇人不淑,满腔热血奉献给了一条欲壑难填的白眼儿狼。
但再想到陈金芳,我固然不能否认虚荣、肤浅这些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断,但仍然感到了一股难以言明的悲凉。她曾经像孤魂野鬼一样站在我窗外听琴,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却又因为一架钢琴重新变成了孤魂野鬼。
滑稽的是,力劝陈金芳买钢琴的那位“辅导老师”,我也是认识的。那人水平其实还算可以,给不少小有名气的美声歌手当过伴奏,只不过说话办事完全像个神棍。他有个副业,是充当一家日本琴行的“顾问”,说白了就是推销雅马哈钢琴,为了那点儿提成,每当遇上傻乎乎的妇女儿童,他都会摩挲着人家的手惊叹:“这跨度,这力度,不弹钢琴就是暴殄天物。”
我自然还联想到了自己学习音乐的经历。与陈金芳相反,我自打懂事儿伊始,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我没有选择爱好的权力,因此感受到了和陈金芳相同的、孤魂野鬼一般的寂寥。
最戏剧性的,莫过于我们俩人的结局:无论幸运与否,到头来都与音乐无缘。这么想来,当年我们那演奏者和听众的关系,又是多么的虚妄啊,虚妄得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才好。
我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自己的钱花光了,又揪着豁子的脖领子,抢了他的钱包继续买酒。豁子也喝高了,他嘴里吹着哨儿,把作废的帕尔曼音乐会门票掏出来,用打火机点着,和我对火儿抽了根烟。
火苗把酒吧老板吓了一跳,他果断地把我们轰了出去。出了门,豁子犹在搂着我的肩膀抒情,含混不清地说“你这个朋友我交晚了”,我则把他甩在马路牙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从那次见过豁子,陈金芳在我的生活中便彻底断了音信。我到底没弄清她去了哪儿,也不再关心她去了哪儿。没想到,当我把她遗忘之后,陈金芳却又回来了。
在帕尔曼第三次来华的音乐会上偶遇后,我和陈金芳并没有马上建立起联系来。原因很简单,我本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我离婚了。
离婚的责任当然在我,对于这一点,我从不讳言。经过多年的自我培养,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子。大学凑合着毕业以后,我父母最后对我尽了一次心,把我塞进了一家旱涝保收的国有事业单位,但只干了一年多,我就辞职了。打着“献身艺术”的旗号,我一边写着电影评论,一边做起了小剧场戏剧策划。在文化产业虚假繁荣的大背景下,我的几个创意还真被搬上了舞台,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更要命的是,我跟几个编剧、导演合股创办的那家皮包公司转眼就真的只剩了一只皮包,包里装着几部胎死腹中的剧本,此外还有一把欠条和两张法院传票。吃完散伙饭,我回到家,醉眼蒙眬地问我老婆茉莉:“你在那个外企到底混得怎么样?”
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打听她的收入,听到的数字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早知道守着这么个金矿,我还出去瞎折腾什么呀。进而,我潇洒地宣布:“那我可开始吃软饭了啊。”
茉莉真是个侠骨柔肠的好姑娘。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家人就不同意,可她被猪油蒙了心,愣是谎称怀孕跟我把证儿领了。我辞职“搞文化”那阵,整天跟她云山雾罩地吹牛,而她却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早已经被提到了高级职员的位置。这是在照顾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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