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两年前,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造访山东大学与莫言对话,其间有一位老师问他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勒克莱齐奥说:“我讲一个屠格涅夫的故事吧。屠格涅夫习惯在咖啡馆写作,有一天,咖啡馆外有两个人打了起来,眼看一个被另一个打倒在地,咖啡店的伙计想要出去帮忙,屠格涅夫拦住伙计说:‘不要出去,那个被打倒的是一个批评家。’”讲完这个故事,老勒稍一停顿,在听众的笑声中骄傲地宣布:“我从来不管评论家怎么说我,我也基本不看。”
在文论界,有这么一个说法,19世纪是创作的世纪,其时实证主义色彩很浓的批评往往是创作的依附和寄生,所以屠格涅夫瞧不上评论家也情有可原。20世纪以来则是批评攻城略地、不断获得独立和自主品格的时代,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到文化批评,各种批评理论不必再仰作家之鼻息,且极大地扩充并刷新了人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思路和角度。勒克莱齐奥贵为诺奖得主,对于批评的声音可以充耳不闻,但是不可否认,在他本人及其作品被经典化的过程中,对于他的各种评论功莫大焉,因此,勒氏本人并没有批评的豁免权——他看不看是一回事,批评者如何看他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勒氏的这一番话里透露出的创作界与批评界的尴尬关系确实值得玩味,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批评与创作,相得益彰自是佳境,而彼此心怀敌意,难免两败俱伤。与勒氏类似甚至更狠的话国内作家也说过不少,比如“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此中情由非一言两语能说清,不过这种批评污名化的形成过程中,当下批评伦理的失范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症结。
有人对当下的文学下过一个这样的判断:这是宏观上文学式微的时代,也是微观上文学繁盛的时代。因为,但凡涉及具体作品,批评界总是一片叫好之声；但凡涉及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评价,批评界便眉头紧锁。为什么由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之作构成的总体文学却乏善可陈?显然,一些微观之优是注了水的,是人情批评和红包批评的纵容。批评伦理失范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此,有评而无批,批评者和批评对象成了抱团取暖的利益共同体,好话一箩筐却完全不得要领,批评原则一降再降,进而导致批评公信力的崩坍。还有一种批评实践,看起来与一团和气的人情批评针锋相对,即所谓的酷评,其实质往往是有批而无评,为批而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而下之者更是沦为泼妇骂街,噱头占足,眼球占足,但对于整体批评生态伤害甚巨。印象主义的批评大师李健吾说,创作者“倾全灵魂以赴之”,那批评者也当“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这既是对批评对象的礼貌,也是批评者的尊严所系。用这一点去考量当下的文艺批评,慢说批评者与创作者“灵魂的相遇”不可得,最起码能对批评对象深入熟悉的恐怕亦是少数。
批评伦理失范的另一个表现便是近来学界热议的“强制阐释”。顾名思义,“强制阐释”即削文本之足以适理论之履,以个人先在的主观认定强制裁定批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强制阐释”现象的产生或与批评的“学院化”转向相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高校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成长为批评界的新锐力量,作协体系和民间体系的批评势力也不断被高校收编。学院派的批评固然讲究学理清正,恪守学术规范,但有时也会食理论而不化,将文本分析偷换成概念比武,学界诨号“后学宗师”“女权鼻祖”者大抵如此。究其实质,“强制阐释”横行是因为人文素养和审美感受力的匮乏,使得批评主体没有建立有效阐释批评对象的能力,只好借唬人的理论来狐假虎威。前两年,“底层文学”兴盛,一大批底层文学的批评文章也水涨船高,但其中一些真的像一种“学术圈地运动”,在种种绕口又生涩的概念里窃取对“底层写作”的阐释权力,而底层真实的痛痒根本不在关注之列,这样的批评又怎么可能是有效的、及物的呢?
以上所论,只是当下批评伦理失范最根本和宏观的表现,在很多微观层面,批评也是左支右绌,比如面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观念的巨大变化,批评者没有与时俱进地建立有效的批判话语加以因应,还是操持相对陈旧的批评观念,势必造成与批评对象之间的貌合神离,南辕北辙；又比如批评者批评个性的欠缺,很多批评文章千人一面,丝毫看不出批评者的襟怀、气度、风骨；再如对中国本土批评传统的漠视,无法将传统的“诗话”“点评”等做创造性的转化,导致批评者知识结构的偏失和领悟力的平庸。好在,批评界对此已有反思和检讨,重建文艺批评的公信力也成各方共识,而当务之急,便是在上述诸端收复批评伦理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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