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村”权庄丝绸业寻古
2014年11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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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编织机具。
民国时期权庄丝绸业老账本。
□翟伯成
与周村丝绸业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庄离周村近100华里,路途平坦。权庄丝绸业的发展,与周村丝绸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权庄人多去周村丝织厂做工和卖丝。权庄大部分居民是在明朝洪武二年从河北枣强迁来的,养蚕、缫丝技术究竟是从枣强带来的还是从周村传入的无从查考,但权庄一带不曾有大规模种桑养蚕却是事实,后来织绸都是从蒙阴、沂水、新泰、莱芜等地进丝。
去周村做工最多时能供300个缫丝床子做工,每个床子一般3人。这么多人去周村做工,既挣到了不少钱,又学到了周村丝织业的技术,开阔了眼界,熟悉了门路,自然为“小周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去周村做工及卖丝的同时,人们了解到丝织成绸获利更大,也逐步学会了织绸技术。捻军去寿光路过权庄时,权庄已有手工丝织机,亦即木织机。权庄东南角原有“三皇社”(天皇、地皇、人皇),是一个大商场(1912年改为学校)。“三皇社”的兴建在十九世纪末,当时主要适应丝及丝织品的交易需要,可见在19世纪末,权庄的丝织工业及贸易已相当发达。1924年前后,又从天津引进了日本产的半机械化的铁织机,使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台阶。
鼎盛时期几乎
家家户户有织机
权庄丝织业的鼎盛时期为辛亥革命后至1927年的十多年间,全村360户人家(约1400口人)就有织机350张,每张铁机的价格在百元左右,经营好的每天可挣毛利两元。附近各村也都有织机,权庄是中心,从权庄向四周辐射。这些织机户买进丝,织好后卖丝绸,也为客户加工,收取加工费。当时权庄是家家丝织厂,户户织机声,从当时权庄村曾招3000个短工来种地,可窥见人们弃农务工经商和富庶之一斑。
最有影响的一户是“增盛和”织机铺,它的兴起是因为周村的一次大乱。当时有个叫吴大周的在周村作乱,使周村正常的社会运转陷入瘫痪,人们的生命财产均无保障,莱芜、蒙阴、沂水、新泰等地的丝主要销往周村。周村大乱,这些地方的丝就销售不出去了。“增盛和”就在这时将积蓄的几千两银子拿到这些地方收购丝,丝的价格不及原价的一半,丝买回来不久,大乱平息了,时局稳定了,丝的价格又上涨了,“增盛和”因此发了大财。
“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用人造丝织绸。人造丝也叫麻丝,主要是从日本进口。权庄实际是受了天津和周村的共同影响,天津租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工艺比较早,引进的先进工业原料也较早。而周村相对就比较守旧,比天津闭塞,接受新事物就慢。权庄与天津业务关系密切,因而接受的新东西也多些。用麻丝织绸利润大,也好织,产品独具特色,工精物美。织绸的质量随客户要求和市场情况而定。权庄的丝绸织得比较匀,相同等级的匹与匹之间重量相差不到一两,厚的重的是好的,薄的轻的就不好,最轻的五丈只有九两重。
权庄的丝绸主要销往天津、上海、丹阳等城市,并不是家家户户同去销售,而是主要由大户组织销售。当时,“盛”字号的大户就有“增盛和”、“王盛和”、“广盛永”、“纪盛通”等,其中,“增盛和”号一家几十口人,织机也最多。
曾遭土匪洗劫
抗战开始后衰败
使“小周村”元气受到损伤的,是土匪刘黑七(名叫刘桂棠,字兴田,山东有名的土匪)对权庄的洗劫。当时,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省府济南。有这样一首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树也不好卖,地也不值钱,来了土匪他不管。”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有民谣曰:“张二小戴草帽(即张宗二字),不到两日(即昌字)就缺吊(垮台之意)。”张宗昌对土匪的放纵,使各地土匪十分猖獗。刘黑七就在这种背景下,经过充分组织准备,于1927年10月的一个夜晚,率土匪包围了他垂涎已久的权庄。枪声响了以后,人们才发现大户家的房顶上早就站上了土匪,估计土匪最少五六十人。这次,刘黑七从权庄绑架了四五十人,其中“增盛和”一家就绑去8人,最后这四五十人都赎了回来,全村共计损失大洋7万多元,当时小麦每斤价格只有一分钱。从中既看出土匪的凶残,也说明权庄村当时的繁华富庶。
刘黑七的洗劫,虽使“小周村”的元气受到损伤,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小周村”的根基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以后还兴盛了十来年。其中,1932年至1934年权庄连唱三年大戏,可见余威尚盛。1937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以后,什么买卖也不能干了,“小周村”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小周村”没成为“超周村”,而且终未赶上周村,除了基础和交通条件不如周村外,也有许多社会原因,其中没有连锁经营,形不成群体优势,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90年过去了,“盛”字号织机房只剩下了一片片废墟,这里风景犹存,但已物是人非,“小周村”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页,至今仍被权庄人追忆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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