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忠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泰安一中任教,母亲抱着我从老家来到泰安。我小时候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给人家推磨,晕倒在磨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都吃不饱,哪有力气推磨呢?
“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臭老九”,造反派强行把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赶回老家,从非农业户口改成了农业户口。坐在回家的汽车上,母亲抱着弟弟,望着窗外被淹的庄稼,那呆滞无助的目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老家在鲁西南,与兰考县搭界。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收获寥寥无几。我们回到家,没吃的没住的。生产队为我们腾了一间放家具的老房子,老鼠成群,屋顶上还有蛇,令人毛骨悚然。
来年春天,母亲说再难也要盖间土屋。她迈着那双小脚,去二十里外的县城选购盖房用的材料,用地排车拉回来。本想找近门的兄弟爷们帮忙,动工打夯。可大伙都不愿干,民间说那年没春天(春节前立春),准备盖屋的都在年前打夯,弄好地基,过了年再建。母亲却不信这一套,对来人说,该干干吧,有啥事我顶着。干活期间,我的一个堂兄溜了,直到中午才回来。原来他骑着自行车到十里开外的一个村找风水先生去了。回来后乐呵呵地对母亲和大伙说:先生说,您有五个儿,能镇住了,没事。母亲听后一笑。母亲生在那个年代,思想却不封建,不迷信。
房子建好,有了自己的家。母亲照看幼小的弟弟,洗衣做饭,喂猪,生产队分了棉花,母亲纺线、织布,听人说,母亲织的花布在几个村里都数得着。那几年,日子虽然清苦,但母亲从不怨天尤人,咬着牙上前过,坚信日子会越过越好。
“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从农村中学又调回市重点中学,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又回到这座城市,住在学校家属院。认识母亲的人都愿意和她拉呱,有什么事也愿给母亲说,谁家想找个保姆侍候老人啦,照看孩子啦,儿子闺女想找对象啦,母亲都一一记下,热心地为他们联系。母亲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去个收废品的,母亲也会给他们端碗热水喝。有位老师对母亲说:知道大家叫您什么?叫您阳光老太太。
母亲拉扯我们弟兄五个,省吃俭用,操劳了一辈子。有一天母亲在床边为父亲缝拆洗的棉袄,缝几针直直腰,自言自语道:“都干完了,这是最后一件……看来是真干不动了。”我们却不知母亲那时已患病,她是忍着病痛硬撑。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衣物,发现五六床棉被都拆洗干净套好,单的棉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了,甚至连平时做衣服剩的布条都洗净放好。母亲就是这样,任劳任怨,不给别人添麻烦。
母亲这一辈子并未享什么福,但她很知足,常说: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比,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我在单位当了领导,母亲时常告诫: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不要花；该吃的饭吃,不该吃的饭不要吃。言语朴实,却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
我工作时有机会外出,多想带上母亲一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却说:“你是公事,我不能跟着,再说看啥,电视里都有。”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弟弟陪她老人家先后去了深圳、韶山,游北京颐和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进了中南海。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后逢人就讲,儿子带她出去旅游了。
母亲病倒了,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一天上午,前楼的一位女教师对母亲说:“老嫂子,我为您写了首诗,念给您听听。”母亲已无力起床,只能躺在床上。女教师坐在床前,饱含深情地为母亲一字一句地朗诵着,念着念着,声音哽咽了,我看到母亲的眼角也淌下了泪珠……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