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秋立
1979年暑假,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北京街头游荡。在景山公园的红墙外,看见一个摄制组在拍戏。洒水车向空中喷水,一个穿白衬衫的帅气的小伙子在水中奔走。几个月之后,在根据张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看到这个镜头。被水浇透的青年,正是后来与还珠格格逗乐戏耍的“皇阿玛”张铁林。此时他扮演的是一个青工,名叫顾明华。在女大学生徐薇“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感召下,刻苦学习,追求上进。徐薇是由当年的“小萝卜头”方舒扮演——偶像级的人物。普通焊工顾明华在图书馆孜孜不倦地学习精神最终感动了大学生徐薇。他们终于走上了爱情的彩虹桥,俩人兴奋地拉着手,在一栋宿舍楼的狭小客厅里打着转儿,这是继电影《甜蜜的事业》“女跑男追”之后又一种表现热恋的方式。
此时,关贵敏和殷秀梅演唱的插曲“青春啊青春”响起:“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剧情由此达到高潮。这首插曲也在1980年代初和《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响》等一起,被评为听众喜爱的十五首革命歌曲之一。可别小看这十五首歌曲,完全称得上家喻户晓,流行之广泛,远高于现在的任何歌曲排行榜。这些歌曲,欢快健康,体现着时代更替、蓬勃向上的情绪,共同构成当时的主旋律。而这种主旋律,不是官方的营造,也不是人为烘托出来的,完全是社会激情的自发荡漾。
在我所经历的时代中,1980年前后,是老百姓心气儿最高的一个时期。百废待兴,人们关注的是这个“兴”而不是“废”。那时比现在要贫穷落后得多,农民吃不饱,工人一个月三十多块钱,几代人挤在低矮阴暗的平房里,也少有电视机和冰箱。但那时,人们却都可以忽略这一切。受够了政治教条的折磨和政治运动的蹂躏,人们就像从闷罐中出来,阳光灿烂,空气新鲜。生活虽然困难,却没有牢骚没有埋怨。国门敞开了,外界的繁华尽显,人们向往但是并不沮丧。不管是幸运的大学生、普通青工,还是村里的年轻人,都沉浸在一种高亢的兴奋的情绪中。一大批电影戏曲相声重见天日,一批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呈现,《追捕》《望乡》以及《叶塞尼亚》等进口影片应接不暇。一切都来得太多太猛烈,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以至于无暇去关注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也开始有些令人伤感的色彩,如伤痕文学、关于港台歌曲以及《乡恋》的争论,《中国青年》杂志“潘晓”的迷茫等等,但这些灰色还未成雾霾,还未形成心理阴影。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充满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
顾明华这种通过泡图书馆而得来的爱情,是那个时期青春的主旋律。在当时还可找出几个典型的镜头,比如在公园联椅上阅读,在公交车上背英文单词,在单位加班搞革新等等。我周末从山大坐公交车回家,就经常拿本英语书背单词。车上很多青年人都这样,就如同现在青年人玩微信一样。绝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为了求偶,的的确确是想争分夺秒,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那时我周末回家都要制定学习读书计划,但经常因为家里的杂事或者没有抵住休闲娱乐的诱惑,使计划泡了汤而心烦气躁。有的同学家虽也在济南,但为避免被干扰,干脆就不回家,即使假期,也经常泡在学校。因此,回家途中,公交车上一小时很珍贵,是绝不肯挥霍的,哪怕背三五个单词,都觉得赚足了时间和生命。读书学习的气氛,弥漫在大街小巷的空气中。捧着一本书,貌似深沉,念念有词,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举止,也是最为动人的意象。但凡有点基础,能赶上一步的,都拿起了书本,考不上大学考中专、技校,或是电大。实在赶不上的,也用羡慕的目光看着那些读书的人。不管是文盲还是流浪汉,只要拿起书本,顿时就高尚起来。
在婚姻和爱情上,这也许也是唯一忽略物质追求的年代。“文革”时期那么贫穷和革命,也需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需要走后门买木料,自己动手或请木匠做三开门大立柜。现在则更不必说,房子车子都得备齐。而那时候,只需背着书包上图书馆,或者拿本书在公交车上煞有介事地翻一翻,就极有可能像顾明华,还有后来的电影《逆光》中的廖星明那样,遇到一个天仙般的美人,成就传奇般的姻缘。虽然,十几年后他们可能还要下岗再就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而我感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虽然吃尽了苦头: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十年、计划生育,包括后来的失业下岗等等,很多人都认为倒霉透顶。但是有一点都赞成,我们所经历的青春是最美好的时光,谁回忆起来都会无比兴奋。青春本来就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龄段,正赶上一个国家民族昂扬向上的青春期。个人和时代的美好交汇在一起,尤为难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算是幸运的,比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幸运。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