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
周末,收到一笔稿费,遂去小区附近的邮政局网点领取。
走进营业厅,从机器上取出顺序号,而后去一边的连椅上坐等。凑巧遇见两个熟人,便聊起以前的“邮电局”来。那时身处异地的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多靠书信和电报,投递员被亲切称为“鸿雁”、“绿衣天使”；打电话是件时髦的事情,也需邮电局的总机转接。邮电局内设有话务室和营业室,远不如现在的“厅”宽敞高端,更不像现在戒备森严,四处都是摄像头,还得靠保安维持秩序。
正聊得尽兴,听到营业窗口呼叫我的号码。赶紧上前,通过一条狭窄的缝隙塞进取款单、身份证。透过厚厚的隔挡玻璃,能清晰看到营业员在电脑上逐一核对信息。营业员是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明眸皓齿,俊俏恬静。姑娘在键盘上一番敲敲打打后,双手递出钱和证件:“大爷,您的450元稿费,请收好。”我收好身份证,拿起钱,以“大爷”的身份回应道:“谢谢你啦,妮儿!”我刚站起身,姑娘也站了起来,又隔窗问道:“大爷,您不认识我了吧?”我定睛端详,恍然大悟:“哦,是小贝?没想到是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呀!”
小贝的父亲景东,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小贝大专毕业后参军去了外地,前些天听景东说过孩子已转业安置,不曾想在这里碰上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崮山镇一所中学任教,业余时间喜欢“爬格子”。那时候报刊不如现在多,写稿的人也少。我写得勤,见报也快,稿件一经发表,稿费随后寄来。今天3块,明天2块,一篇散文或小小说7块,写首歌连词带曲能给10块。刚上班时,我的月工资只有41.50元,隔三差五有“鸿雁”送来三块五块的“外快”,所以有底气经常约朋友喝个小酒,大方得有点儿让人“羡慕嫉妒恨”。
景东最早在万德邮电局干报刊发行员,近水楼台,读过我不少“豆腐块”。1984年他调到崮山邮电局任营业员,上任后即问投递员高平:“这边有个陈莹,你认识不?”得到肯定回答后,景东又问:“这人儿长得怎么样?”高平说:“到时候他来领稿费,见面就知道了。”
这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邮局,向柜台里递上几张汇款单和手戳(章)。身份证是1987年才开始实行的,之前领钱取物就以手戳为凭。景东大概一直以为“陈莹”是女性,便笑着对我说:“大哥,你替别人代领稿费,光拿本人手戳不行,还需拿你这个代领人的手戳,这是制度规定。”我一指自己的鼻尖:“本人就是陈莹!”景东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正在旁边分发报纸的高平抿嘴直笑。谜底揭开,几个弟兄因稿费结缘,从此成了好友。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大家的工作岗位随后几经变动,并且相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但相互之间一直没有失掉过联系。景东比我略小几个月,喊我“莹哥”,我后来常用的笔名“莺歌”,即取此谐音。再后来,我与景东先后调到城里,同住一个小区,成了近邻。我儿子上初中时,与景东的女儿小贝又成了同学,彼此的友谊延续成两代人的缘分。
当年到邮电局,我是风华正茂的“大哥”。眼下来邮政局,我变成了年过半百的“大爷”。时隔三十余载,与我同期写作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有的从政为官,有的经商挣钱,有的仍为生计奔波。而我还在坚守,热情依旧,读书写作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呀!
我满怀邂逅“稿费缘”的欣喜,走出邮政局网点,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一位须眉花白的老汉,在我跟前刹住了电动自行车,我很快认出这是当年经常给我送稿费的投递员老刘。他已从农村搬到大学城安置区,成了“城市居民”了。我已经二十几年没见过这位仁兄了,推算起来他早已年过花甲,但身子骨依然硬朗,满面红光。老刘身后背着二胡,车架上驮着马扎,说是刚从老年公园唱戏归来。
台湾作家林清玄说过:“作家还是比一般人幸福啊!因为留下了作品,因而保留了时光,镌刻了情感,使一切逸去的,留下了余音遗响,活色生香。”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还是有独到的幸福啊!不管你作品价值几何,保留时光长短与否,重要的是“镌刻了情感”。对我而言,稿费的送取之间,便“镌刻”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情。
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回忆起年轻时与几位报刊编辑的文字缘。有位资深女编辑看到此文,立即在她的博客里转载,并写下这样的话:“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被有情有义的朋友惦念着,心里暖暖的。”
回想起三十多年来的“稿费缘”,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是的,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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