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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求学路漫漫

齐鲁晚报     2020年09月08日
  □吕家乡

  每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我就会想起当年抗日求学的艰难曲折历程。
  我开始上小学是在1939年冬天,6岁,就在本村丁湾刚成立的小学。那时故乡沛县已被日本鬼子侵占,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我村地主的儿子吴明新抗日热情高涨,倾向进步,主动把他家院子后面的几间茅屋腾出来作为“学屋”,他自己担任本村小学唯一的教员。他教“国语”(就是后来的语文课),也教算术。国语课本开头几课我还记得,是“开学了”“上课下课”“立坐走 身体直”“打日本 救中国”“不给鬼子和汉奸带路”。学生初学写字和算算术都是用石板和石笔。第二学期开始写“大仿”(从描红开始),就要准备笔墨纸砚了。学生只需交课本费,文具自备,此外没有学杂费,也不需要给老师任何报酬。
  丁湾小学虽小,却办得热气腾腾。吴老师经常邀请共产党员(有穿灰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来校辅导,或宣讲时事,或指挥我们操练,或教唱抗战和革命歌曲,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月儿弯弯影儿长”“二月里来好春光”等等。村里民兵经常操练,小学生自然也受到影响。吴老师要求学生们放学时要排队离校,东去的一队,西去的一队,到谁家门口,谁才能离队。我是东队队长。有一次我这一队在路上的秩序不好,第二天到校后,受到了他的批评:“你昨天怎么带的队?带到茄棵里去了!”我那时不懂得这是一句有讽刺意味的俏皮话,说,“昨天没进茄子地呀!”把吴老师惹笑了。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是1941年初夏,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学屋”烧了。接着,我进了前村的私塾,念完了《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大约半年后,我村被烧毁的学屋修复了,私塾结束,小学重新开学,教员还是吴明新一人。1942年春天,我上三年级,吴老师忽然叫我准备“演讲”。我根本不知道“演讲”是咋回事,他把他写好的演讲稿交给我,让我背熟,又一遍一遍指导我排练。词句的意思我并不全懂,只知道内容和抗日有关,演讲最后是带头高唱歌曲:“救,救,救中国,一起来奋斗……”后来他带着我到三里外的杨庄高小去发表了演讲,因为我太矮,是被人抱着放到桌子上讲的。这一年暑假后,我就跳级升入了杨庄高小,从三年级跳进了五年级。
  我在杨庄读高小期间,吴明新仍然担任我村小学的教员。有时我放学回来,在村前遇见他,他还要翻看我的作业,有一次他还夸我的大字、小楷写得好。后来吴明新去当了国民党的副乡长、乡长,我村小学就停办了。
  1944年暑假,我从杨庄高小毕业,考上了沛县中学(那时各县的中学只有初中)。那年初中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忠孝能不能两全》,恰好我事先有所准备,写得很顺利。大约8月底,我按照通知到十几里外的沛县中学去报到。报到后的第三天早饭后,忽然听到一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大家赶紧跑散。传说“八路军打过来了”,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交火。从此沛县中学解散,我背着行李回家,一直也没有等到开学的消息。在家当然要下地干活。我不习惯戴草帽,头顶被太阳晒出了疖子,又化脓溃烂成疮。请一个中医诊治,他给我抹了药,又扣上了一个槟榔壳,奇怪的是这槟榔壳也不脱落,扣了好几个月,临近春节时才拿下来,头顶露出了一块下凹的斑秃。
  大约旧历十月初,我大嫂的娘家(我村北面12里)来人说那里办了一个补习班,我就进了这个补习班。补习班主持人是当地著名的秀才刘鸣皋,他教国语,课文全部是文言文。另外,数学课、英语课也各有教师。老师们有水平,又认真负责,我觉得很有收获。临近春节时,补习班放假,也就宣布结束了。
  我在家待了几个月,到了旧历三四月份,我舅舅(住萧县郝集,丁湾南约五十里)让邻居杜小秃骑着一头毛驴来送信:萧县中学招收插班生,外县的也可以报考。就这样,我考进了萧县中学,成了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校舍是在一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张集,借用小学校的一部分教室。因为教室很少,只有下雨天各班才轮流使用教室,晴天就在外面树荫下上课。教师把小黑板挂在一棵树上,同学们每人都用自备的桐板和马扎作为桌凳。没有宿舍,学生都在附近几个村庄的民房分散借宿。条件虽差,课程却很齐全,除了国语、数学、英语,还有地理、历史、动物学、植物学、体育(主要是跑步和操练)和美术。我在张集上学不过两个来月就到了暑假。我的学期考试获得班级第一名,学校奖给一幅萧龙士先生(他当时是美术教员,后来成了国画大师)的国画。
  我初二的上学期(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萧县中学迁到了郝集,这里离杨楼火车站不过一里多,是我舅舅家所在,也是我大哥做店员的镇子。校舍是借用当地富豪刘家的院子,每班都有教室,但没有桌凳,仍然要自备桐板、马扎。在这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庆祝活动的情景不记得了,但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听说杨楼火车站不断驶过运载日本败兵的列车,课后我便和几个同学跑到车站去看。果然看到一列没有车厢的平板车从西向东开过,过站时不停,只是行驶很慢。车上坐满了日本兵,一个个垂头丧气。我和同学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返校路上,一直兴奋地高唱抗日歌曲。
  初二的下学期(1946年2月至7月),萧县中学又迁到黄口(在郝集西边三十多里,有个火车站)。借用原来一个“完小”的校舍,校园比较宽敞,院子里竖立着高高的旗杆,每天要举行升旗和降旗仪式。不但有教室,还有课桌和条凳,不必自备桐板、马扎了。学生宿舍也在校园内,我是住校生。全校的作息都以高亢的军号声为令。我当时最讨厌的是起床号,最欢迎的是开饭号。那时我上学的费用全部由大哥供给。我知道大哥的经济拮据,我在校力求节俭。为了减少开支,我尽可能不在学校入伙,每星期回郝集拿一次干粮,往返也舍不得坐火车,都是步行。可是夏季天热了,干粮容易变馊,不得不在学校伙房入伙。有一次回去问大哥要伙食费,大哥正好钱不凑手,要临时转借,借到钱给我时,已经太阳平西,我如果步行回校,就会超过请假的期限,只好到杨楼车站去赶火车。赶上的是一列运军马和其他器材的货车,我无法进入车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挂钩上,两手扒着车厢的上沿,站到了黄口。事后想起来实在后怕。
  一个学期后,萧县中学又迁到萧县县城北郊新建的校舍。从1946年暑假后到1947年暑假前,我在这里上学一年,直到初中毕业。校舍在山麓下,环境幽静。这一年的学习情况我已淡忘了,记得的是,这期间,我迷上了打篮球。学校每学期都要开展班级篮球赛,我个子小,球技差,没资格上场,只能在场外给本班队员呐喊助威。决赛的那一场,我班的球队以二分之差屈居亚军,我大哭起来。
  1947年暑假后,我考进了徐州市内的国立第八中学高中部。同学中既有我这样的“抗日学生”,又有曾在日本占领下的徐州市内学校读书的“沦陷学生”,前者对后者一度有些误解。为了消除误解,班主任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听了家在徐州的同学们的发言,我才知道,日本侵占徐州后,曾企图推行奴化教育,但始终没有得逞,老师和同学们采取了有勇有谋的各种抵制和斗争办法,沦陷区的学校同样是抗日战场。
  1948年10月,我在读高二。已是淮海战役前夕,校园里住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军队,教学秩序受到破坏,学校宣布解散。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徐州解放。寒假后,我又回到学校,那时学校已改名为徐州一中,任课老师基本未变。大家喜气洋洋,政治热情特别高涨。除了上课,经常上街宣传。
  1949年暑假后,我刚读完高二,得知山东大学招生,家庭困难的学生发给助学金。冲着“助学金”三个字,我提前报考了山东大学,意外地被录取。于是我成了全村第一个由新社会培养的人民大学生。从此,生命展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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