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17位中国代表之一、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9月7日凌晨3时10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高文彬是上海市人,1922年12月出生,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上海民盟盟员。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 　　回顾这位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东吴大学的骄子,以己所学报效祖国 　　高文彬的好友记得,老人时常激动地说,现在不少年轻人都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让一代代年轻人知道并了解那段历史,非常有必要。 　　高老很愿意向年轻人追忆和“还原”当年的经历。在他看来,每一次的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反思和纪念。 　　1922年12月,高文彬出生于上海,从小读书那会儿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里被日军炮火炸毁,全家开始在租界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他从东吴附中毕业,以优异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 　　日寇铁蹄下,学校几经搬迁,高文彬和同学们上课时要途经常德路一个日本兵营,这群热血青年为拒绝向日军鞠躬,宁可绕路走。当时,高文彬就下定决心,以自己所学、所长报效祖国。大学四年,高文彬忘我地投入学习,掌握了较高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1945年,高文彬顺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势单力薄却不辱使命 　　1945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正式组建,向哲浚任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继续增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的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于是,高文彬的老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满怀热情且英文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浚。经过测试,高文彬等5位翻译被录用。他们于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与往来文件处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都通宵达旦完成了各项工作。 　　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在中方代表的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在东京审判上,中国代表势单力薄,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 　　高文彬回忆,日本当时竟狡辩称,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他一直记得,向哲浚检察官当年站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淡定从容地辩驳反击对方谬论的情景。 　　　　翻看档案材料,揪出“百人斩”元凶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对于证据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高文彬就是在翻看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中发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纪录》的报道,文中写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约定以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者为胜,因一人斩了105个、一人106人,决定重新开始150人竞争,报道配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根据这一发现,中国检察团队很快搜集到了《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进行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国检察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时任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中国政府,中国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1948年8月17日,在完成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后,高文彬随同向哲浚回国。他们带回两大箱东京审判全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套送到东吴大学法学院,遗憾的是后来两套记录全部遗失。11月,高文彬通过报纸了解到了东京审判的最终结果,主要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让高文彬和中方代表欣慰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如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个人的人生起伏不算什么”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被分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工作。此后29年,他一直坚持阅读学习,每天记录英文笔记。 　　1979年,已58岁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将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历史写入档案,把他的大幅照片悬挂于纪念馆；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该法学院在全美排名第十)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1992年之后,高老在家休养,并指导上海海运学院的十几名海商法研究生…… 　　1997年,已然退休的高文彬教授与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潘汉典、周枬、王名扬等知名教授一道,参与了《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这一群平均年龄达84岁高龄的老教授,在缺少经费、办公场所简陋不堪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十余年细致认真的编撰,使得《元照英美法词典》顺利出版,成为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 　　谈起人生的大起大落和几十年的坎坷沧桑时,高文彬曾说,如果说人生中没有任何遗憾是不可能的,但个人的人生起伏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综合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 　　叮嘱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 　　在我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高老参加过该中心的很多活动,十分关心中心的研究工作。2016年,95岁的高老尽管步履蹒跚,仍要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高文彬常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作派,在北外滩的住宅里颐养天年。民盟浦东区委原副主委王卫平回忆道,每次去探望老高时,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拍摄,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 　　高文彬的“小遗憾”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甲级战犯,每天早晨,先由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从巢鸭监狱将被告提出,由用黑布蒙着车窗的美国军用巴士送到法庭,前后各有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押送,下午庭审结束后,再按原样押回。 　　据高文彬回忆:“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国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进行审判。法庭是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1点又开始工作,3点结束。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因为法庭常有文件送来,办公室里不能缺人,所以我到法庭去旁听的次数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