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啊,摄像头
2015年04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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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辉
  在我曾工作过的那所省重点中学、后来的国家级示范高中,有一年为了验收所谓的“国家级示范高中”,学校不惜巨资购置闭路电视系统,并为全校一百多间教室安装了摄像头。高科技使校领导只需坐在总控制室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一个教师的教学全过程尽收眼底。
  即使这真能使教学呈现新气象,如果这样的新气象是以侵犯教师尊严、剥夺教师权利换来的,不也值得商量?但一个副校长在大会上说,只要你心里没鬼,勤恳教学,你还怕人看?凡是不想被人看的,都是心里有鬼的,水平有问题的,不安心工作的。
  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被称为继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有关社会正义的著作,正是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制度性羞辱”的概念。马格利特区分了文明社会和正派社会:“在文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羞辱;在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
  很显然,“制度性羞辱”比日常的人际羞辱对社会肌体的危害更大。人际羞辱带有偶发性和暂时性,一旦羞辱过去了,时间一长就如烟云过眼,而制度性羞辱却是长期性、一贯性的,长期处于制度性羞辱的淫威之下,社会整体的羞耻感就会渐趋麻木,遭受羞辱也就没有人会在意。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狱友瑞德对安迪谈囚犯和监狱的关系:“监狱是个有趣的地方,开始你恨它,接着你适应它,日子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像是要为瑞德这句话做注解,电影中另一个狱友老布在坐了五十多年监狱之后,离开监狱就再也无法生活。我已然发现我对头顶的摄像头已经不再有抵制(恨),而是已经在开始习惯(适应)它,接下来,也许就是将来有一天,没有了摄像头在上面看着我,我反而无法开始讲授。瑞德这句话其实描述了人如何一步步被“体制”吸纳的过程,而监狱和摄像头,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都是“体制”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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