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讹传的“打倒孔家店”
2015年05月2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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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胡适
▲陈独秀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正如“打孔家店”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
1916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贬有褒,开“批孔”的先例。由于提倡“尊孔”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更何况袁世凯也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人对“中庸”的批判方式并不满足,于是迅速将“平议”转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的《<吴虞文录>序》中也只是明确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并非“打倒孔家店”。而这位被认为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写有《吃人与礼教》、《说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从未有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认为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因此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其中“革新”的意味远比“除旧”要更加浓厚。
如今,“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更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打倒孔家店”是从“打孔家店”以讹传讹得来。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曾有这样的表述:“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只手”变为了“双手”,“打孔家店”变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以讹传讹并非陈伯达一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等人也有过此类错误引用。这种错误虽已无法判断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但其结果是肯定的,即“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思想变为了后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这是后人在为“五四”时期与传统儒学思想的“割裂”寻找源头。但无论是胡适,还是《新青年》同人,都从未与传统文化真正“割裂”。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此时的《新青年》同人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社会怎样发展,国家如何久立,个人如何自处,都是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反传统的,不如说其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正如“打孔家店”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后来,胡适更是明确表示:“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
真正传统的东西是反不了的,一反就倒的一定只是历史的残渣。尽管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新青年》可以说是以激进态度批判传统文化的典型,但需要看到的是,《新青年》虽然一方面在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决裂,但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传统文化回归,它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其中,《新青年》同人所展现出的“忧患意识”则是最好的证明。从周朝的“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天下”,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顾炎武,历代仁人志士所怀有的殷忧报国的理想、爱国主义的情怀,实际上都是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坦言“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还是《新青年》的旗手鲁迅所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或是《新青年》的撰稿者李大钊所感叹的“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都可见深切的忧虑之中不乏愤慨与坚定,这些均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的不断激发,使得《新青年》拥有了不断“立新”的内在驱动力,恰如陈独秀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从某种程度而言,《新青年》同人也无法做到真正与传统文化的割裂。自《青年杂志》易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复刊后,除陈独秀、高一涵等创刊者外,作者队伍开始不断壮大,新进作者有胡适、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其中,新文学作家也不在少数,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林语堂、陈衡哲等,都为该时期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而这些作家的共性也是很明显的,即都有一种跨文化的品格特质。比如刘半农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创造了“她”,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她”字的最好实践,但同一首诗中,一唱三叹、曲折繁复的抒情方式与民歌及古典诗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再如“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其代表作《京华烟云》是英文写作,但其中却蕴含了浓厚的道家思想。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一代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系于一身。”
鲁迅曾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求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这可以说正是《新青年》同人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缘由。面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惰性,折衷调和的言论远不如投枪匕首更加有效。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典型:“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该文摘自作者在山东师范大学“五四百年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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