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之争
2016年04月0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成千上万的电动车,蚁群般密密麻麻地挤在立交桥下,这一幕就发生在深圳。深圳“禁摩限电”掀起的舆论场浪花,在本周愈发汹涌。交通安全隐患自然需要排除,但粗暴的“一刀切”显然不是明智选择。对城市管理者来说,纵有千般缘由,也不可枉顾公平,任性而为。
□魏新丽
月初,深圳集中开展“禁摩限电”专项整治行动,此举首先影响快递行业,4家快递企业近800辆电动三轮车被扣押,近50名快递员被拘留。“禁摩限电”本意是为了城市的交通安全,却引发巨大争议。
支持者有之。《兰州晚报》发表评论《“禁摩限电”是在摸民生的老虎屁股吗》,希望民众不要轻易否定深圳的“试验”,尤其是不要从价值观的角度给行动定性。文章认为电动车摩托车导致大量事故,禁限它们对城市交通安全有着现实必要性。“电动车说好听是一道风景线,说难听是城市脸上并不美的褶皱。”
但是更多的媒体看到了“禁摩限电”行为背后的弊端。《经济观察报》时评作者陶舜在《三问深圳禁摩限电》中接连抛出三个问题:“第一,禁摩限电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吗?第二,限摩限电有充分理由吗?第三,为什么要奖励查车?”
深圳此举是否有法律依据确实值得商榷。4月6日,《新京报》发表社论《“禁电动车”须用〈立法法〉的尺子量量》,文中分析道,“一座城市禁止一个车种的上路,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根据道路情况,采取必要交通措施’的原意相差很大；这已经涉及对公民财产实施‘管制性征收’,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有法律学者认为,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的禁行,应该是一种临时性、有针对性的调控手段。”
在合法性争议之外,此举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巨大。新华网发表于子茹的评论《“禁摩限电”:安全与便民如何兼顾?》,讨论此举给快递行业带来的冲击。文中引用数据称,“中国2015年快递业派送的快件达到206亿,而这数以百亿计的包裹、文件,近90%是快递送货员们骑着电动三轮车逐件派送到用户手中的。”因此,如果全国都禁止电动车,几百亿的快递将无法投送,“以维护安全牺牲生活品质,无异于零和游戏。”
这正是政策施行中忽视的问题。《新京报》发表评论《深圳禁摩限电何以变成“疯狂抓车抓人”》,认为行动带来的冲突却与治理效果形成了不小“温差”。评论中质疑“主管部门实行的快递用车配额制,能跟上需求吗?对快递三轮车扣押后,又怎么解决快递卡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文章建议,有关方面不妨给予缓冲空间,“多些对情与法的平衡,多些包容性。”
深圳交警对此辩解称,不少快递企业长期违规使用“配额”之外的电动车,同时他们也增加了5000辆备案电动车。但是许多媒体并不买账。媒体人曾炜在《“禁摩限电”史上最严,为何民怨沸腾?》一文中说,新增加的电动车也依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快递市场需求。而深圳交警“以安全为名,把‘配额’的权力死死地攥在手里,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很容易滋生寻租空间。”
除了快递行业,此举也给普通民众的出行带来不利。华声在线的曹朋飞发表评论《“禁摩限电”为何没能赢得掌声?》,认为电动车正好填补了公共交通服务的部分空白。他认为民众的这种需求,需要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利用轨道交通高效、便捷、节能环保的优势,结合公交线路专用通道,加快城市交通运作效率。
禁摩限电行动,将焦点和矛盾都引向了使用者,这并不科学。媒体人佘仲鸣在《“禁摩限电”,别只整治末端使用者》中表示,这种操作陷入了末端治理,却未溯及更深层的问题。“当下我国虽有电动车国标,可沿用的仍是17年前的标准,这也被认为跟现在的技术和路况不太匹配；还有,电动车行业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普遍‘失序’,大量电动车‘带病上路’。正因‘供给端’的某些问题,才有了使用端的很多乱象。”
另外,电动车的路权也一直不清晰。央广评论员栾红在评论《电动车乱局,解决之道在路权细分》一文中指出,“从长远看,我们首先更应从分配道路资源入手,规划更加安全的非机动车道,保证非机动车的专用路权。”
由此可见,深圳此举之所以闹得民意沸腾,是因为只看到了安全隐患,却忽视了民众利益。新华社记者李建国在《“治乱改革”需聚共识听民意》一文中指出,在电动车治理过程中,地方能否充分保护合法电动车车主的权益,通过细致沟通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光明网评论员则在《“禁摩限电”不能有“理想幻觉”》中提醒政府,公共治理政策不能不考虑其带给社会的“连锁反应”。“若不能展现最大的公平性与人性温度,治理本身就很可能形成对一部分群体‘生存权利’的相对剥夺……社会治理不能陷入一种‘理想幻觉’与‘治理洁癖’之中。”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